2020年，五年之后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收官之年将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夕。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如此之近；但毋庸置疑，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如此尖锐的问题和矛盾。

从国际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继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大。从国内来看，在“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中国经济长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之后的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深深困扰着中国经济。

在如此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任务异常艰巨。据测算，实现十年翻番的目标，要求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2%。2011-2014年，我国GDP年增长约为8%，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初步核算为6.9%，那么，“十二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7.8%， 这就要求今后5年，即“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维持在6.5%以上。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著名专家和机构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有不同的判断：乐观者如世界银行于2015年7月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的预测：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为7.1%，2016年为7.0%，2017年下降为6.9%；谨慎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10月在其“世界经济前景”中预测的那样：中国2015年经济发展速度为6.8%，2016年将下降为6.3%；悲观者如美国谘商会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年增速将放缓至5.5%， 2020至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3.9%。在我看来，如果单纯只是一个经济增速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7000多万经济主体、政府有着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大国来说，完成年6.5%的经济增速可能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背景下达到这个增速；难就难在我们要在目前面临制造业的“未强先高”、人口的“未富先老“、经济活动的“未实先虚”的背景下实现6.5%的增速。

什么叫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是：它至少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具备良好的标准：一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良好；二是空气、交通、医疗、养老等生活环境良好；三是社会秩序良好；四是道德风尚良好。仅从空气这一项指标来看，许多数据业已表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环境生态的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环境污染严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受到极大威胁，特定病种的发病率及其相应的医疗费用大幅上升，能呼吸到没有雾霾的空气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奢望。在这种背景下，既要用低碳、循环、绿色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也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使年经济增速至少保持在6.5%以上；同时，还要拿出巨资来治理海、陆、空全面恶化的生态环境，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EPI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它是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联合发布的用以衡量政府在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力度上的环境绩效指标）的排名显示，2014年，在全球17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我国位列第118位，这与我国GDP的经济体量占世界第二的排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近日在京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研究报告指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中央财政投入规模相比实际需求落差较大，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存在投资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不仅仅只是资源环境趋紧的问题。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是制造业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多数产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然而，过去几十年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制造业不强，而劳动力成本却不断升高，这就是所谓制造业的“未强先高”。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对能源、劳动力、生产力、汇率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比较2004年到2014年全世界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后发现，近10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了4倍，而美国只增长了27-30%. 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中国已经为96。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许多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已经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形成了替代。仅以耐克品牌为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耐克全球产量的40%来自中国，越南只有13%，而到2013年，中国的份额下降至30%，越南上升至42%。 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与菲律宾、泰国相当，到2012年，中国比菲律宾和泰国高出2000多美元，比印尼和越南高出2-3倍，比柬埔寨高出5-6倍。

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将我国的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移向中高端，大力发展具有高科技优势的产业，但这谈何容易？从国际社会来看，德国的工业4.0、 美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工业智能化战略，使得这些高端制造业本来就十分发达的国家，正在恢复他们之前的市场。由此可见，我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遭受两头受挤压的困境。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样一种困境因为“未富先老”、“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而加大了破解的难度。中国的老龄人口规模之大和增速之高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入老年型仅用了约18年的时间，而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即使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也用了25年，目前我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上亿人口的国家。许多研究表明，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带来劳动力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等问题，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减少了345万；2013年减少了244万；2014年减少了371万。此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队伍的大龄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的更新与进步，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除此之外，经济活动的“未实先虚”，即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膨胀，实体经济受制于金融而收缩的现象也从人才、资金的角度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困境。

综上所述，要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应当有坚定的信心。这一信心源自以下“红利”：首先，改革红利。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为4.39%, 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为4.59%；自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7%左右。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如果着力点正确、措施得力，一定能够再次释放改革红利，就像30多年前那样，由此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科技红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决定一个民族兴衰的关键因素，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而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一再表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谁的科技创新领先，就能占据主动、占上先机、占领优势。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就能创造出巨大的需求。第三，开放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加大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力度，以开放促改革，是一条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途径。无疑，开放也是保障今后2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自贸区的建设，使得亚太地区经济整合力度加强，由此产生新的发展动能。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不管是辉煌还是挫折、成就还是问题、机遇还是挑战，它们都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序曲。总而言之，“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是明确的，理念是科学的，方略是正确的，然而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巨大的，路径是曲折的；但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

改革的成功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需要汇集广大民众的智慧，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学科，作为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机构，北大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们更当“跃马横戈”，献计献策。在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之时，我院推出了“两会”专家笔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热烈反响。自此之后，每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院都推出“‘两会’专家笔谈”，通过这种方式，各个领域的学者来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发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国家智库的重要作用。

作者：孙祁祥。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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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4-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为“十三五”时期的“三农”工作规划了蓝图，把“三农”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到“重农固本，安民之基”，深刻揭示了“三农”在中国的重要意义。“农本”，顾名思义，乃是“以农为本”。当下中国的时髦语汇是“资本”，笔者在2012年创刊《农本》杂志，提出“农本”和“新重农主义”的理念，得到学界很多学者的认同。若单纯从产值来看，我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降到不足十分之一。在农业产值如此“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再来提“以农为本”，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呢？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庞大的农村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忽视，任何以单纯的产值标准来评价中国农业重要性的思维都注定是幼稚、肤浅和短视的。中国目前尚有近7亿农村人口，其中有2亿农民工；中国的农业生产维系着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国家稳定；中国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极为密集的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也正是中国生态价值最高、农村反贫困态势最为严峻、对区域均衡发展影响最大的地区。一句话：农村的发展与和谐，乃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与和谐的根基所在。这样说来，提出“以农为本”的新重农主义，正当其时也。

中国农业的重要性恐怕还不止于此。从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农业乃是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形态的承载者，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和信仰体系的承载者。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当下中国农村的剧烈嬗变都是空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文化形态的深刻变迁会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塑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个问题，不能不加以深入的探究。我们必须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综合的视角研究中国农村，忠实而系统地记录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农业和农村所发生的变化，深入探索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道。因此，“新重农主义”并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乃是代表着一切关注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价值取向。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最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破解“三农”难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庞大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弱势的农业产业、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农村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滞后、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贫困人口的大面积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一方面诚然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却更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和增长可能性，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巨大的可以腾挪的空间，我们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转型还有很多空白点，把以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极大地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均衡发展，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可以说，“三农”问题，既是中国的挑战，又是中国的福音，中国的优势。具体来说，未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重于以下工作：

第一，必须加大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生态化的力度。要努力培育规模化的经营主体，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和产业化组织，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产业效率和效益。

第二，必须加大对于“三农”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扶持农村发展，尤其是要建立普惠式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要在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农村创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等领域，继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政策上要向农村倾斜，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第三，我们还要着力加大扶贫力度，要在本世纪的前30年，彻底消灭贫困。我国目前还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天1.25美元收入标准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几近1亿。我们要运用制度化的创新手段，探索贫困人群持续脱贫的新途径，避免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进行扶贫。要进行精准扶贫，着重培育农村的内生力量，以实现贫困人群的永久脱贫。反贫困既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一项可以极大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促进均衡发展、拉动农村消费和产业升级的富国工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央提出的“重农固本”理念，向全社会发布了充满信心“新重农主义”宣言，这个宣言，不光是一种理念，更包含着制度层面的创新、政策层面的综合协调、以及行动层面的多方集中发力，这样才可以在未来的”十三五”时期打好解决“三农”问题的攻坚战。

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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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央政府出台了很多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例如，2015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需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进程，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2016年2月2日，央行发布降首付新政，非限购城市（即北上广深与三亚之外的城市）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20%。2016年2月17日，央行再次发布消息，决定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现行按照归集时间来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和三个月的存款基准利率，调整为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来执行。2016年2月19日，财政部决定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契税、营业税。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房地产政策呢？

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联系非常紧密。首先，中国经济要顺利实现转型，需要房地产市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当前的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很多挑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要从工业制造业大国转型为创新大国，是需要费些时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房地产投资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对工业品进行消费，化解钢铁、水泥以及建材等过剩产能，锚定经济，保证经济实现顺利转型。

其次，房地产业一直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这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近五年的数据来看，房地产业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5.5-6%，且总体上呈现出连年上升的趋势。如果我们再加上与其紧密相关的上下游产业的行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就可达15%以上，房地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最后，房地产业关联度很高。按照深、沪两市分类的20个行业中,房地产业、金融业以外的全部l8个行业全部涉足房地产业务,共有802家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经营,占我国上市公司总额的30%左右。同时房地产业能通过前向、后向、环向关联，带动许多产业的发展。例如房地产业对商业、金融业有显著的供给推动作用，这属于前向关联；对建筑业、钢铁水泥等产业有需求拉动作用，这属于后向关联；还有对金融业、金属和非金属制造业等行业的环向关联作用。

根据孔凡文等（2005）的关联度研究，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关联系数为0.65，与制造业的关联系数为0.51，与制造业的关联系数为0.48，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关联系数为0.47,与社会服务业的关联系数为0.41，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关联系数为0.33，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关联系数为0.30，与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的相关系数为0.29。进一步地，这些除房地产之外的其它产业又分别有自己独特的产业链，所谓层层叠叠，环环相扣。房地产业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它的剧烈下行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行业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打击。

然而，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面临不可逆转的下行趋势。当然短期内房地产市场会有较大幅度反弹，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以大中型一二线城市为主。由于三四线城市与大城市面临的库存压力不同，国家出台的政策必然不会面面俱到，因此政策的刺激对一二线城市有较大影响，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如何对政策作出反应还有许多不可控因素，但总体来看，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短期内会保持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下行趋势可从不断减少的刚性需求中看出，过去几年房地产业的库存增加，使得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问题比较严重，加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居民对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增长空间小。长期来看，当刚性需求加速减少时，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大趋势将会得以实现。

这对我们的政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发挥房地产业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顺利地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

第一，中央政府还需要出台一些新政策。现在只对少数的大型城市出台政策是不够的，可能还要对更多的大型城市与三四线城市进行刺激，而且新一轮政策将以三四线城市为主，切实起到去库存作用，这样才有机会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关怀等公共服务。

第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需要转变一些思路。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过去常讲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已经实现半城镇化的今天，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农民工在城市的定居购房行为大大提高了有效需求，也有力地稳定了房地产市场，同时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比如家电行业、建材行业。现在一些房地产企业的金融产品也在不断创新，通过各种方式拉动住房需求。比如最近火热的链家房地产金融模式，暂且不谈对错或监管的问题，这些产品已经提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其刺激作用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第三，引导开发商的行为向积极方向迈进。之前的措施基本上是从消费者信贷入手的，下一步的政策刺激可以从开发商的信贷入手，甚至在金融工具创新、房地产信托、房地产投资基金等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具体而言，信贷方面对购房者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例如进一步降低首付款比例，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加大贷款利率优惠以及进一步放松公积金贷款政策。另外，我国提倡发展的住房租赁市场也会对房地产市场起到带动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使其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并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

第四，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过去房地产政策主要在需求端发力，而今后同时需要重视供给侧。现在的消费者已经越来越“挑剔”，对住房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人住”提升到了现在的“人居”，要创造出新的需求就必须对住房产品进行升级，改善供给质量，以供给来刺激需求，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增量，调整土地供应节奏，增加土地有效供给；同时还要消化存量，以增强对周围人口吸引力为目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在库存积压严重区域增加道路、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配套；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房和棚改回迁房以货币化安置为主；建立良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

对于房地产业，应当如何调整发展战略呢？对比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代表性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从数据来看，在2015年政府的政策刺激之下，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整体较好，但利润率在逐步下降。而三四线城市板块仍面临城市库存积压、销售困难等诸多压力。二者相比，立足一线城市的上市房企和二三线城市的上市房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趋势。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要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从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型，从住宅开发销售向商用物业持有并重转型，从依赖低成本土地向依赖规模和控制能力来降低成本转型，从依赖土地自然高速增值向依赖产品价值来提升利润率转型，从纯住宅开发向产业综合地产开发转型，从单一地产开发行业向业务多元化转型，从依赖房价上涨获取高利润向依赖高周转提升净收益率转型。

以代表性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万达在2016年有望摘掉房地产企业标签，而成为综合性企业，服务业收入和净利润两项指标占比要超过55%，同时全面推进轻资产战略，未来投资万达广场70%的资金都将来自于社会资本；在万科的“三年转型”战略中，住宅比例只占50%，另外的50%全部来自于新业务，如办学校、布局物流地产、产业地产、公寓出租、装修等等。招商局蛇口的定位为“综合性的园区城市升级的专家”，地产仍然是核心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基本的定位，分别为社区开发、园区开发以及游轮产业开发。恒大地产在继续走多元化集团道路的同时会继续贯彻快速开发、快速销售、快速回笼资金的战略。宝龙地产将以增开新项目，增加租金收益，寻求多元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战略。从转型模式来看，向IMF三大方向转型渐成主流，即互联网+,大健康,大金融。其中向互联网+转型的出发点是盘活原有的物业资产,向大健康和大金融转型的出发点则是巨量的市场、改革的红利、较大的资金投入。最后应指出，转型仍是2016年房地产企业的主旋律。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发挥好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由工业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大国的转变。

作者：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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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需要金融体系？

从供给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最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就是如何高效地把生产剩余投入到再生产。一个国家的生产剩余通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政府的税收，二是居民的储蓄。由于政府的税收主要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国防、社会保障、大众教育等国家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因而一个国家可用于中间产品（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再生产的剩余主要是指亿万居民手中的储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和企业家只有获得资本和信贷才能进行生产经营。如何有效地把一国生产剩余重新投入生产活动是由该国的金融体系决定的。因此，由银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在经济活动中无非起到居民储蓄供给和企业融资需求之间匹配的中介作用。

二、 金融体系的功能

尽管银行和其他金融只是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都是获利最高的部门，其雇员也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这是由于银行金融业肩负着几乎整个国家生产剩余究竟投入哪些企业的责任，也面对着放款后的坏账、呆帐等巨大金融风险。银行及金融企业需要最优的员工激励体系和组织结构构建，从而在人才上和制度上保证金融企业的高效运作。金融体系的主要成员有：数以千计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贷款企业、社区银行、天使资本和风险资本，更为核心的是方便企业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开资本市场、债券市场。

（一）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流动资本，满足企业的营运资本需要

这涉及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促使商业银行在识别企业客户的赢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以保证贷款的质量；

第二，如何促使银行以较低的价格（贷款利率）给企业提供信贷，降低企业成本；

第三，如何促使银行提高信贷速度，由于商机稍纵即逝。中央银行行长们的圣经——“Lombart Street: A De1111ion of the Money Market（New York: E.P. Dutton, 1920）”一书的作者——Walter Bagehot说：银行金融企业应该以最快速度把信贷提供给那些能够获得利润的企业。

如果只允许少数几家大银行存在，就会形成商业信贷方面的卖方市场或者垄断，数以百万计的大中小型企业为寻求信贷而竞争。由于贷款给大企业在偿债能力识别和信贷规模等方面具有规模效应，因而大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相比之下，由于识别小微企业的偿债能力所导致的信贷规模很小，因而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很难得到信贷。

如果允许成百上千家大、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存在，数以百计的中小银行由于受信贷规模能力制约很难有机会给大型企业提供信贷，这样中小银行就会转向中小企业客户。只有如此，才能形成提供信贷上的竞争。只有通过成百上千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数以百万计的具有赢利和偿债能力的中小企业才能有机会得到银行信贷，贷款价格（利率）才能达到竞争水平。也只有通过竞争，银行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信贷提供给最有盈利能力的企业。

（二）风险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最主要功能是把资本提供给最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这里关键辨认企业的潜在能力。创新的最大特征是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不知道哪个企业会创新？哪个创新项目会成功？具体说来，企业家或者科技人员有了可以投向市场的科技项目时需要投资。因为此时没人知道这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是否能够打开市场，因而投资风险极高。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银行因为该项目主持人缺乏抵押资产而不愿意给该项目贷款。天使资本和风险资本通过参与其所投资的高新科技企业的深度管理来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道德风险。允许私募资本、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的发展，才能方便新生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假如一个高科技项目的产品成功打开市场，风险投资人会通过企业上市或其他方式卖掉他在这个高科技企业的股份，得到风险投资的高额回报。此外，通过上市，该高科技企业也获得了发展的资本。

（三）公开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

在经济体系中，一方面亿万家庭有大量储蓄在寻找投资途径，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记的大、中、小企业在寻求资本注入。这自然而然需要公开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去承担这个金融中介功能。允许企业自由上市公开发行股票和允许居民自由购买股票就成为公开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的首要职责，同时也需要对股票市场上的各种欺诈行为进行惩罚以维护市场纪律。在公开股票发行之前和之后，由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者投资银行发布的上市企业财务经营信息的真实性至关重要。因而健康的公开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还需要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信息披露进行核实，对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格惩罚。

此外，投资银行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投资服务，住房贷款公司通过为居民提供房贷而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公开资本市场为企业发行股票提供便利，私人企业债券的发行可能需要具有较高信誉的金融银行机构担保等等。

三、 我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改革措施

（一）银行业

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特征，基本以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主，而且各类机构的数目极为有限，以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垄断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必然遵循垄断的逻辑，即获取垄断利润。由于只有几个垄断银行、又有国家信誉担保，因而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囊括几乎所有居民和机构存款；从信贷角度来看，也可以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坐等到优质的国有项目上门而发放信贷，从而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非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其结果是这几家仅有的垄断银行和金融机构很难把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剩余提供给最优效率、具有赢利的企业，从而也就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好消息是我国最高层决策者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逐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如允许很多城市建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在2015年初实施了居民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银行倒闭，居民50万元额度内的存款由政府存款保险机构支付）；国家已经批准成立了五家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其中马云主导的网商银行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客户发放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另外目前互联网金融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到2015年底全国有将近2000家互联网金融平台。以中国这样一个大洲规模的经济体量，至少需要800到1000家商业银行。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银行市场将大大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信贷的供给水平。

（二）风险资本行业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可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开发。但是，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风险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不足。例如，为马云投资的是日本华人风险投资家孙正义，为马化腾腾讯投资的是南非的Naspers财团（据北大张维迎教授讲，15年前马化腾为50万美元的投资几乎找遍了中国的投资人，但是没有给他投资，最后找到了南非Naspers财团），为百度投资的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业在迅速成长，如对神州租车和滴滴打车进行风险投资的据说是中国本土投资人。

（三）股市

我国股市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对申请上市的企业设置了诸多限制，绝大多数企业上市困难。正因为如此，成功上市的幸运企业获得某种垄断地位。只要成功上市，就可高枕无忧，凭借上市企业这个“金壳”就可以稳赚不赔。因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如很多上市企业从来不发一分钱股息，也有企业上市后业绩平平但是其股票仍然价格高企。这种体制也驱使一些企业不顾企业发展前景和市场状况而拼命扩大规模，以期凭借规模成功上市。这样的股市完全剥夺了中国有潜力企业的募集资本机会，因而也就剥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也剥夺了中国居民的投资机会（而不得不把储蓄存到实际利率为负的垄断银行、或者投资房地产）。例如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联想、腾讯不得不分别于1994年和2004年到香港上市筹集发展资本，阿里巴巴、当当也到美国上市筹集发展资本。其结果是把中国有潜力企业的投资机会拱手送给美国居民。

中国决策高层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1年时就提出股票发行注册制，2015年底国务院宣布将在两年内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实施得当，这将极大有力地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筹集股份资本提供便利，也会解决亿万家庭的投资问题，也避免了资金蜂拥到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一句话，健康的公开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才能把亿万居民手中的海量储蓄转化为百万企业急需的资本，从而构成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基础设施。

四、 结语

从供给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就是把生产剩余投入再生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生产剩余主要是居民手中的储蓄。以银行、股市、风险资本等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起到把居民手中的储蓄转变为企业的流动资金和资本的作用。然而中国的现实是银行业特别是股市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富裕起来的亿万家庭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另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和资本而发展缓慢。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看，在大幅度增加商业银行的数量之外，更为急迫的任务改革股市管理机制，为大批企业上市提供便利，尽快取消企业上市的审批制和毫无保留地实施企业上市的注册制。

作者：夏庆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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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双向促进的关系。保险业可以借助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拓宽投资和融资渠道，更好地通过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与保障。

一、 “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双向促进

从2009年我国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始，到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已经有6年的历史，在这6年中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主要表现在：人民币跨境支付比重不断上升，离岸市场逐步完善，资金回流机制逐步建立，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布局基本完成，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实现人民币与多种货币的直接交易，货币的国际合作也进一步深化。2014年，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达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全球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份额达到2.96%，全球资本和金融交易中的人民币份额达到2.8%。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 第5大支付货币和第6大外汇交易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它可以便利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帮助企业规避使用美元及其他货币带来的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还能够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资金融通，有效防范区域内金融风险，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加快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助推“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

同时，“一带一路”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货币的合作，新的金融服务机构如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设立，境外人民币结算网络的拓展及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形成，必将把人民币国际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一是在贸易结算中将更多使用人民币。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占到了中国外贸总额的1/4；二是在对外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中将更多使用人民币。

二、 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保险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商业环境风险。按照中国信保国别研究中心的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的政府经济风险总体处在比较高的水平，风险按9类分级（1低9高），处在5-9类的有48个国家，占比为76%。这种状况说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离不开保险业的保驾护航。保险业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与保障。中国的保险公司也可借助这一发展机遇实现业务的国际化、规模的扩张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成为保险业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范围扩大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企业的“走出去”铺平了道路，以人民币计价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并购等活动的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扩大对跨境保险的需求，推动保险业务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也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保险公司业务的开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元素：

首先，保险业可借助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可以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保障需求，开发境外的人民币保险产品，为项目、货物、设备、技术、人员等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工程险、航运险、责任险、投资险、员工人身险等各类保险，帮助客户规避用外币带来的汇率、利率等风险，为客户带来更便利的保险服务。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保险投资收益水平的提升。中国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狭窄影响了保险业的投资收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不同的离岸中心发行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股票和衍生产品。保险公司可投资于这些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还可以成立基金，直接将人民币投资于海外的项目，这不仅拓宽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还能有效避免汇率的波动。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保险融资渠道的拓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境外的人民币池子规模逐渐扩大，由于回流渠道尚没有完全放开等原因，香港等离岸中心的利率水平低于大陆的利率水平。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在离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和股票来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补充资本，提高偿付能力。

当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也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跨境保险服务的衔接、海外网点的建设、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等。中国的保险公司亟需加强能力建设，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

作者：宋芳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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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阴一阳之谓道：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

供给经济学是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学派。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讲的是需求问题，其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也主要从需求方面来解决。如果经济出现箫条，在凯恩斯主义看来非常简单，就是刺激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国外需求。这四大需求在凯恩斯主义看来是治理萧条问题刺激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

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有些经济学家开始反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只讲需求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单纯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在美国兴起了供给经济学，在里根时代达到了高峰，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改变供给方。供给侧改革要追根溯源，是从80年代里根经济学开始的一个变革。但是中国现在讨论供给经济学，跟美国的里根供给经济学的时代特征、经济结构情况、产业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变革的使命与美国当时也大相径庭。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辩证思维，供给跟需求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两面，就好像人有正面，也一定有背面，供求不是割裂的。中国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阴和阳互为表里，那才构成一个世界。西方经济学的思维一般来讲是一分为二的，要讲经济就是供给或者需求，我觉得尽管现在讲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把供给和需求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不能单向思维，要合二为一。我认为所有影响需求的方面，大部分都来自于供给方面；所有影响供给的方面，也都大部分来自于需求方面。换句话说，供与求是不能分割的，他们互相影响，互为表里，它们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经济的两面，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今天讲供给侧改革，我也不认为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央一号召供给侧改革，很多人就把需求忘掉了，他不知道需求是供给的另外一面，需求可以创造自己的供给，可以刺激供给，使供给成为可能。

二、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突破点

最近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农村供给侧改革目前有五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1、农村的人力资本供给。现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的青年、尤其是农村有知识、有人力资本的青年大量外流，很多农村出现空心化的状况，整个农村人才缺乏。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前十年增长很快？是因为人力资本的价格比较低，成本比较低，青壮年农民大量涌到经济发达地区，支撑了当地的产业发展。但是今天，从供给角度来讲，农村的人力资本供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人力资本的供给严重短缺，导致发达地区产品的成本大幅上升，这就导致经济出现萧条。农村人力资本供给也约束了农村自身的发展。如果大量的人口仍然是流到中国的发达地区，支撑中国的城市化，农村没有人才，农村经济得不到增长，农村的需求从哪儿来呢？我们最近老讲提升农村的消费，刺激农村的消费，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巨大的市场，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如果农村没有大量的人才，农村经济本身没有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很慢，这个需求从哪儿来呢？供给的源泉从哪儿来呢？刺激农村需求的源泉就在于农村经济要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发展要留住大量的人才，尤其是中青年人才。

2、土地制度改革。农民最大的资本就是土地，如果要讲供给侧改革的话，土地改革释放的改革红利会最大。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大力地推动中国农村的土地变革。首先是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促进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农村的规模化经营，把小农经济改造为大农经济，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尤其是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这些新型主体的发展。另外是增强土地产权市场的流动性，这个流动性主要是为农村金融服务的，原来农村金融缺少土地的抵押担保机制，现在土地经营权、牧区草地经营权、海边的滩涂经营权等都可以进行抵押。很多县域经济的活力，其实就来自于县域农村土地流动性的增强。下一步要农村的供给侧改革，土地变革一定会加大力度，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加大土地产权交易场所的建立。

3、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农村要实现供给侧改革，就要实现农村经营主体的变化。农村由什么人来供给呢？如果还是由小农来供给，农村整个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束缚，而且现在小农在国内外农业市场不断完善，竞争不断加剧、农业开放化和国际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之下，时时刻刻面临破产的风险。这个破产的风险来源于我们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是小农。所以要培养新型经营的主体，这些年来，中国大力培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培养龙头企业、培养家庭农场，中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达到了120万家左右。但我也不主张消灭小农，不要走极端。

4、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我们老说农村消费需求上不去，因为农村的人不敢消费，不敢消费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造成的。中国现在提倡城乡一体化，尤其是公共服务一体化，这里面主要是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要均等化。如果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他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农村的需求就会被大大地激发出来。

5、加大农村金融供给，提高农村信贷可及性。这几年农村金融的变化非常深刻，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国的商业银行等，都纷纷到农村来开展金融业务，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但是现在中国农村金融还存在很大的弊端，这个弊端主要是在于我们的竞争主体还不够丰富，市场竞争的程度还不够充分，导致农村金融当中很大一部分的需求还没有被满足。如果农民的金融需求满足不了，他就很难进行投资与生产，也就很难进行更多的消费，因为收入上不去。你要促进农村的消费，就要加大农村金融的供给量。

三、供给侧改革与县域农村金融创新

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如果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没有县域金融的发展，就不要讲中国的发展。农村供给侧改革为县域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农村金融机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有效的创新，才能回应这个机遇与挑战。

1、体制创新。中国县域金融的发展取决于体制创新，这个体制创新主要是鼓励县域金融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今天很多县域的金融竞争主体是残缺不全的，国有银行不见得都去，股份制银行也零零星星，农村金融体系的竞争性仍然是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竞争仍然是不完备的。同时，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县域金融的风险正在逐渐累积，农信社体系不良贷款这两年当中翻倍增长。所以我预测，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当中，中国在县域金融体系的中小金融机构，像农信社体系，是危机逐渐爆发的几年，甚至不排除中小银行大量倒闭破产的可能性。实际上监管层面已经为这批中小银行的倒闭破产准备好制度设计了，比如存款保险制度。大家不要以为存款保险制度是保障金融机构的，那是保障存款人的。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鼓励资不抵债的中小银行破产掉，破产之后，政府有一个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保障中小存款人的利益不受损失。

同时在县域金融当中，由于竞争的加剧，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中小金融机构拒贷、惜贷、难贷的情况非常常见，有钱贷不出去，不是别人不需要钱，而是找不到好的企业，不敢往外贷。这几年中小金融机构的存贷比逐年下降，很多地方原来是70-80%的存贷比，现在存贷比达到了50-60%、40-50%，甚至30%，为什么呢？因为贷不出去。所以必须要进行深刻的体制变革，这个体制变革要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有更多创新，鼓励中小银行发展，尤其是要给中小银行更多的牌照，给民营银行牌照，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这是体制创新的方面。

2、机制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1）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县域金融最大的成本就是农民和其他的需求主体比较分散，信息比较不完备，风险比较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和思维，去改善农村金融信贷机制，降低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2）产业链金融创新。农村金融机构要注意分析当地的产业。构造产业链金融会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和成本。产业链金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当中，要解决整个产业链的问题，培育整个产业链，这样整个地方经济就会被带动起来。（3）土地金融。土地流转会引发大量的金融创新，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地方经济的特点，创造这些新型的土地金融。

3、产品创新。现在很多金融机构说我们贷不出去款，不敢贷，当然这里面一方面板子要打在中小企业的屁股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质量不好，但是另外一个板子要打在农村金融机构的屁股上，因为我们没有提供很好的金融产品。所以农村金融机构还是要加大金融产品开发的力度，而产品创新依赖于什么呢？我认为依赖于本地经济的深刻理解，如果你不能理解本地经济，不知道本地的中小企业什么特点，长项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当地的农村经济长项在什么地方，你就不可能创造出好的金融产品出来。你要创造出好的产品，一定是深谙客户的需求，深谙客户各种方面的限制，因此你才知道客户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客户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可以用来担保，用来抵押，要抓住优势，克服风险，我们的金融产品创新就出来了。最近中国正在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尤其是要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这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说，农村金融机构最终可能不是死在政府的干预上，可能最终死在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上，归根到底是死在定价能力不足上。这一点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针对当地的产业经济情况，针对当地各类金融需求主体的情况来开发不同的微型金融产品，满足当地的需求。

4、文化创新。我们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一定要创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要塑造伦理文化、乡土文化、客户文化、治理文化，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银行、有深厚乡土根基的银行、客户粘合度和认可度高的银行、治理结构规范完善的银行。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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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日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三节中提到，“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具体的“构建发展新体制”中的表述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中央五年规划。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近年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互联网金融行业已经在银行信贷融资、货币基金、第三方支付、P2P融资、商品交易融资、消费金融等领域被广泛接受并形成具有显著竞争力的商业模式。而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则是基于网络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的迅速发展。同时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众支付和消费的方式。而投融资观念、支付观念与消费观念的转变，离不开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互联网金融是现有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而征信体系是现代金融的基石。随着我国社会征信体系的逐步完善，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将会逐渐减少，互联网金融的公信力将会不断提高。

一、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征信环境

我国征信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个覆盖面较广、结构基本齐备、以公共征信为主导的多层次征信体系。第一层次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管理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数据库为代表，拥有大量基础信息的公共信用数据库和若干个专业信用数据库；第二层次是以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府职能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为代表，掌握特定经济信用信息的政府部门、投资金融机构、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第三层次是对信用信息进行搜索、调查、加工并提供信用产品的专业征信机构，既包括有政府背景的地方性征信机构，也包括国内民营征信机构及在我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外资征信机构。

然而，我国征信业仍处于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征信机构还没有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还很有限。另外，我国的个人信用信息比较分散，拥有个人数据的机构单位之间难以协调，个人信用数据难以收集。个人信用信息主要掌握在央行、公安、法院、工商、国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及商业银行、公用事业、邮政、电信、移动通讯、保险等非政府机构，处于分散和相互屏蔽的状态。在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持的情况下，难以协调不同部门获得全面而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

随着国内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对征信系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市场需求的倒推下，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征信机构应运而生。2013年3月，北京安融惠众征信有限公司创建了以会员制同业征信模式为基础的“小额信贷行业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MSP），采用封闭式的会员制共享模式，主要为P2P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各类小额信贷机构提供同业间的借款信用信息共享服务，旨在帮助业内机构防范借款人多重负债，降低坏账损失，建立行业失信惩戒机制。201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旗下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宣布全国首个基于互联网提供服务的征信系统——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正式上线，目标是将数量众多的P2P网贷企业征信数据纳入该系统，从而实现网络借贷企业征信共享。截止目前，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已经形成了央行监管第三方支付、银监会监管P2P网贷、证监会监管众筹和保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的模式。

为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国务院制定了《征信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央行等部门制定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出台了一些地方性规章，但这些法律法规从总体上来看，或者位阶较低，或者效力有限，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法律约束力还远远不够。2014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国股权众筹终于迎来了规范化的监管。2015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增强众筹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个典型模式，P2P网贷是金融借贷服务不断创新的产物，迫切需要征信体系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共享。国外的P2P之所以做得相对成功，主要得益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其中就包括完善的社会化征信服务体系等。而我国P2P机构类似一个个信息“孤岛”，社会其他机构无法查询到借款人在平台上的借贷信息，P2P平台也无法直接从央行和政府查询到借款人的征信信息。征信体系不完善已成为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肋。此外，征信立法滞后、监管缺位也严重影响着个人征信体系的搭建，完善P2P行业的个人征信体系刻不容缓。由于我国P2P行业存在法律法规缺失、监管制度不完善的缺陷，网络交易信息真实性监管难度较大，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缺陷带来的风险。并且，我国P2P业务运行机制也存在缺陷，如：存在坏账问题处理难、运营风险高等问题。P2P参与者（P2P公司平台、借款人和贷款人）中任何一方都可能因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其他交易参与人带来信用风险。

总之，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它们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征信系统通过P2P网贷平台信息共享，共同推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而互联网金融业也可以通过自身平台上的借贷信息对征信体系建设起到完善作用。

二、 完善我国征信体系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建议

没有完善的征信体系，就不会有互联网金融的长足发展。目前金融机构的征信数据主要集中在央行，民间征信机构可以作为央行征信系统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因此，应尽快健全征信管理体系，开放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包括P2P在内的互联网金融业态有效接入现有征信体系，显著降低公众投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发展。

（一） 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建立有效的失信惩戒机制

在发挥政府主导模式优势的同时，一方面要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征信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应加快建立健全个人征信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完备的个人征信业监管框架（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加强借款人信用评级和失信惩罚措施建设与完善。个人征信工作是从1999年开始试点，2004年开始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征信系统，2006年1月，企业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升级为全国统一的系统。2013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征信业管理条例》，将征信系统明确定位为国家建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然而，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无论在信息采集、分析处理、个人信用报告的撰写、使用和市场培育，还是在制度制定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跟发达国家相比，均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因此，首先应加快制定个人征信法规，完善征信服务指导；其次是建立有效的失信惩戒机制，引导社会意识和市场取向；再其次，要加强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规范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公开和使用；最后，加强对个人征信体系的宣传和普及，培育现代社会信用文明。

（二）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完善监管手段和措施

在政府层面，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立法力度，让监管执行有法可依、责任明确。由于基于传统金融制定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性逐渐减弱，与现有的监管理念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致使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发生事故时法律责任不明确，处罚依据不清晰，违规行为不能有效被遏制，因此，建立有效的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势在必行。

从法律监管的角度，应逐步完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的数据监测与分析，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并通过建立对应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快互联网金融技术标准制定来更好地控制风险，达到完善监管的目的。一是征信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征信业务的规范性引导，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加快推出统一信用信息采集标准，明确信息采集的种类和类型，为信息入库奠定基础。鉴于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建议对其征信业务由注册地省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日常监管、央行进行稽查和再监管。二是加快监管方式创新。互联网金融征信业务及互联网技术在传统征信机构的应用，使数据源更广泛，监管部门需要及时、适度创新监管，保证征信活动始终处于有效监管之下。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加强行业协会组织建设，促进征信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发展。同时，应参照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将行业协会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时时进行自我监管和自律。四是加强信息披露，在法律框架内对信息披露制度做出明确规定。

（三） 充分利用大数据，加快征信业发展

大数据征信是征信体系的发展趋势，传统的征信模式很难满足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征信业的发展要与时俱进，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基石作用。一是从技术和理念上进行升级。互联网金融运用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技术充分发挥了低成本、可交叉的特性，使互联网金融积累的海量数据得到精确挖掘和充分利用；现行征信业仍应采用传统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方式，数据征信是未来征信技术应用的方向，征信业应及早进行技术升级。征信机构多关注已产生的信用信息等“硬信息”，而忽略了其对信用产生影响的“软信息”，应借鉴互联网金融理念从整体的角度对信息主体进行评判。二是以评级应用激活信用评级市场。信用评级应用的局限性是信用评级市场难以充分启动的重要原因，而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对信息主体进行全面准确评价又制约了信用评级的应用，成为一个棘手的矛盾体。我国应加快推出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全面准确归集信息主体的信息，夯实信用评价信息基础；并从拓展评级应用范围入手，双向破解这一矛盾体。三是丰富业务种类或征信机构类型。互联网时代的征信将使数据更加多元化、评分更加复杂化和专业化，使公众在征信活动处于弱势地位；而我国公民尚未确定牢固的信用意识，经常会在非主观恶意的情况下形成事实的不良信用记录、却不知如何补救，给信息主体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建议准许由专业的信用咨询机构开展信用修复业务或成立专门的信用修复机构，同时要对信用修复业务或机构进行严格规范，防范失信风险。

（四） 健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及时防范和规避各类风险

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内控机制，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弥补与纠正。具体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风险控制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掌握风控技术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生存的防火墙，也是推动互联网企业成长的助力器。各互联网金融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或是借助第三方咨询服务等，建立信用评级系统，构建内部风险评估模型，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设置专人专岗进行实时监控和识别。二是规范新产品设计。金融产品都是风险和收益的综合体，网络交易的隐蔽性、匿名性增加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设计新产品时，应当重点考虑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谨慎选择投资方向、方式，在产品的收益和风险中找到平衡点，在源头上防范出现集中赎回造成的流动挤兑风险。三是建立和完善风险准备金提取制度。根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产品性质、风险承受能力等情况，制定合适的风险准备金数额并足额提取，以充足的拨备和较高的资本金抵御流动性风险。

作者：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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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研究”（批准号：14AZD010）的研究成果）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注意加、减、乘、除并举，来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这里所指的“加法”，就是要培养新兴工业产业；“减法”是指淘汰落后产能；“乘法”是指创新驱动。为什么创新驱动是“乘法”？因为在总生产函数里，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乘子，创新驱动会让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可以成倍地提高产出和效率。这里所说的“除法”，是指提高市场化程度。为什么提高市场化程度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除法”？其原因是，市场化可以大大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让落后产能所体现的社会负担由市场化过程来化解和分担，还可以按市场价格机制来处置各种“僵尸企业”，让资源从过剩产能的部门转移到社会需要的产业和企业中去。因此，市场化是“消肿”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央提出的“加、减、乘、除并举法”，实质上指出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方式”。何谓方向？方向就是指正负号，什么是“+”号？什么是“-”号？它是由加、减法指明的。我们要培育农业现代化、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网络、信息高速路建设的效率、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加法”；另一方面，要减少、降低能耗和污染，压缩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压缩过剩产能，等等，这些全都是“减法”。何谓“方式”？方式是由“乘、除法”来涵盖的：即要更多地依赖市场这个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来调整产业结构；要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投入，甚至以环境为代价来增加GDP。因此，这里的乘除法，实质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再是一味强调劳动力投入、资本和土地要素的投入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而是要转换到强调效益的增长模式上来；不再是主要依靠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政府拉动的产业发展模式，而是要主要依靠企业、依靠企业家精神、依靠市场机制，走出一条调整产业结构的新路子。

关于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经济学上历来有两种学术观点，一种是主张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另一种是主张市场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理论与政策观点。18世纪英、法盛行的重商主义、19世纪德国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的观点，都是古典版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主张。二次大战以后一度盛行于日、韩、中国台湾、欧洲国家的重视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产业经济学”，是现代版的国家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的经济思想。现代版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学术思想与古典版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思想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版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经济学是承认市场在微观层次上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的。但是他们所说的微观只包含个人决策与企业决策层次，而在他们看来，“产业”是属于“中观”层次，产业不能直接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而应该由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加以塑造、调整和调节。在这种现代版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理论指引下，日、韩、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都选择过“进口替代”的政策，保护与塑造本国制造工业，企图以本国产业来替代从外国进口的产品。这种规避国际竞争的产业政策的代价是，严重抑制了本国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欧洲不少国家在二战以后也不同程度地实行过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重视发展国有工业和国有企业，以国有企业的布局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重视国家资金对于研发（R&D）的投入；重视用政策性补贴信贷政策来支持本国工业发展。这些产业政策的确是塑造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但同时也带来产业结构僵化、产业调整步伐缓慢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相反，从亚当斯密以来，强调市场机制的学派一直是主张将市场机制贯穿于个人行为、企业行为、产业结构变迁和调整、甚至宏观层面上的调控过程之中，认为，即使是在产业这种“中观”层次和宏观调控层次上，也必须强调市场是决定性的调节机制。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里曾写道，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组织过一批经济学家，内部就美国要不要制定产业政策展开过研讨。当时讨论的问题是，美国要不要像欧洲和日、韩等国那样，就国家产业结构制定出一些产业政策和规定？结果遭到了美国经济学术界的抵制。波特的“竞争三部曲”，是他本人参与白宫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与学术研究的成果，其实是一个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思想在美国失败的记录。

美国没有像日、韩、欧洲一些国家那样实行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但美国有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之上的产业政策。这种市场化的产业政策的核心理念是企业民营、尽可能解除政府规制、切实实施反托拉斯法、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政府只是在基础设施投入、高新产业的初期研发与环境保护方面才比较明显地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种不强调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让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保持着比较好的灵活可变性，使得其产业中的新陈代谢保持一种常态。这种不强调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才是现代版的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当然可以由政府主导来塑造和引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计划体制下的“156个大项目”，农、轻、重比例的讨论与设计，关于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的讨论和调整，等等。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经验。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在我国“赶超战略”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其历史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就是，当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当我们进入改革开放，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时，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严重地滞后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一旦政府意识到产业结构要调整，就会以行政命令方式毁灭落后的过剩的生产力，让人民大众承受计划经济造成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过去60多年里，我国就经历过两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的工业结构大调整，那实际上是对于50-60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工业结构的一次毁灭性的大调整。但那次调整的方式还是计划式的、政府主导型的。在那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建立起来的工业结构、加上企业民营化所转移出来的那部分产业、再加上外资进入从国外转移进来的部分产业，这三者构成了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2008年以来，我们正进入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这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间隔明显缩短，说明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条件下世界需求的变化。

与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国家计委主导产业结构的情形相比，最近20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提高，这表现为，大多数国企现在也是按照市场价格和盈利原则来选择生产什么，而民企和外企则基本上是按市场原则来决定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的。但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摆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第一，政府追求GDP增长目标，一再延误业已表明不再适合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的产业结构；第二，一批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一直在政府、尤其的地方政府的保护下存活着；第三，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在1996-2007年间，关税保护和非关税保护（各种进出口配额管制）都是着眼于对国有企业集聚的产业进行保护；第四，每当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时，政府总是出台各种产业保护的清单，甚至将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属于“高新产业”、是否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审议权都归属于国家科技部。等等。这都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决定，还没有走出政府主导的传统模式。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决定产业结构的体制设计。

其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重构，完全可以让市场作为决定性的机制，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什么是产业？说到底，产业是由产品分类决定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构成一个产业。所以，产业的基本元素是产品与生产产品的企业。既然产品由企业选择的，企业是按市场价格和盈利原则来选择产品生产，来决定究竟是与其他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还是选择生产异质品，那么，作为企业集聚的结果的产业，当然也可以基本上由市场价格机制来决定和调节。在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是两个：一个是人的偏好的变化，偏好变化会引发需求类型方式发生变化；另一个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变化，技术日新月异，引起新产品层出不穷，或者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国际贸易成本。以上两方面的变化分别从需求侧和供应侧引发了新产品、差异产品发生的必然性。如果产业结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那么，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适应过程就会表现为经常性的渐变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大调整。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本质上是由新产品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与拥有新技术的全要素生产率领先的企业的出现所引发的，这些全要素生产率领先的企业一旦主导了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就会具有比较优势，就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比较优势，从而席卷全社会经济，让资源从别的旧产业向这些新兴产业转移，进一步引发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是一个由偏好与技术变迁引起、由企业为适应这些变化而在产品和生产方式选择上作出的调整而累积起来的、由全要素生产率领先的企业集聚所发生的创造性产业革命与创造性毁灭相混合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很难预测和事先安排的。

强调产业结构应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并不是取消政府在产业结构重塑与调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若完全依靠企业对需求变化、技术变化和价格变化来自发的作出反应，则同样会发生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因为，单独的企业决策人在面对偏好变化、技术因素变化时，也许意识不到这类变化的深刻含义；同时，即使单独的企业家意识到上述变化，想在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上作出反应，也往往是力不从心的，调动不了多少资源；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深陷于传统产业里的单独企业来说，面临新的产业产业结构变化，要进行调整，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企业会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而抵制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说来，就是在确立从传统的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模式向市场主导产业结构的模式转变时，政府的参与和调节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仍然是必要的。

但在市场主导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就会发生变化。笔者认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是应该加以注意的：第一，政府在产业结构的重塑过程中，应该恪守公共服务的定位，政府对于产业投入的参与，主要限于国防工业、基础设施、战略新兴产业的早期研发、和绿色环境工业。其次，政府资本对于其他产业的投入和投资，应以国资投资公司的方式来进行，引导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三，政府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应遵守由市场选择的原则，应当尽可能减少由政府部门来确定“高科技”、“新兴产业”的所谓标准，避免制造出一大堆假成果、假专利。第四，进一步减少和清理各种“产业优惠”、“税收优惠”和“信贷优惠”政策，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应主要通过“社会资本”的形式来得以实施，即为社会公平竞争提供可信、公开的服务平台，设定各种规范，使企业之间、交易者之间的联系更简洁、更有效。第五，尽可能淡化政府扶持的产业清单，以降低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套利”，让产业分析和产业结构分析渐渐成为一种日常的非政府非政策的商业投资分析业务，为企业选择产业定位服务。

作者：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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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亚投行”开始运营，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领域的重大事件。不过，如果把这些现象仅仅理解为短期内中国应对国内外经济挑战的应急之策，或者仅仅理解为中国与少数国家之间的双多边关系，恐怕是不够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大计，而且还是事关全球经济格局与结构重塑、改变战后七十多年以来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性事件。为此，必须从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说起。

一、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

众所周知，现行世界经济结构是战后初期形成的，可以把这一结构简但归纳为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其主要支柱包括：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为核心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体系；以及由西方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与协调机制。

传统世界经济结构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维持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所谓“战后黄金增长时代”。此外， 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以及后来的经济起飞也受惠于这一结构带来的 “全球化红利”。

不过，这一过度依赖美元的结构存天然缺陷，造成长期持续的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并导致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如今，危机已过去8年，全球经济仍未恢复，进入了一个长期萧条、复苏缓慢、缺失方向的动荡期。美国经济虽有起色，但增长极不稳定；欧元区仍陷于债务危机的阴影，未完全走出危机；日本则经历了“失去的20年”，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效果不佳，前景暗淡。至于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是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中，“金砖”失色，不复过去的荣耀。

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各种矛盾突出，加之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衰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经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集团化、区域化顺势兴起，各国家、地区各自为战，旧规则失灵，新的全球规则尚待确立。

二、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就中国而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大大改变，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外部经济环境，以满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需要。

中国建立和培育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是由需要和可能两方面决定的。从需要看，世界经济长期萧条，中国的出口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丧失，一般制造业出口正被东南亚周边国家等替代，而仅靠内需显然容纳不了业已形成的庞大制造业产能。中国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为自己的基础产业产品和产能找到市场。这种合作当然需要一定的国际经济合作架构和规则。从可能性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实力，特别是在资金、技术、产业经验和发展模式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优势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有可能建立和推行中国多提倡的国际经济合作理念与原则。

然而，中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理念（诸如以WTO 为主导的全球多边体制、RCEP、FTAAP等主张）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的原则并不一致，中国主张的对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与权利分享进展缓慢。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TPP、TTIP、TISA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新规则排挤中国，将中国边缘化。为此，中国必然会尝试构建自己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平台，并推进自己所主张的理念、原则和规则。

这种机制、平台和规则的集中表现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三、从“一带一路”看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与“新常态”创造国际经济条件。 这些条件指的是，开拓新的海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通过国际产能合作转移部分成熟产业，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共同发展。

为此，2013年9月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倡议的优势在于利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将经济与文化、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力图打造一个全新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 一带一路”构想将通过一系列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规划得到落实。近年来中国所推进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经济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缅印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东北亚经济圈、中国-中亚合作、中阿合作论坛等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现途径。这些合作是开放的、有弹性的、形式灵活的，将尽力推行中国所主张的开放包容、差别对待、平等互利、非政治化等理念与原则。这些原则，与美国主导的TPP、TTIP等所主张的高度机制化、强求一律、排他性原则存在明显的差别。

为使“一带一路”倡议尽早落实并顺利推进，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和安排，特别是金融支持方面的安排，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等。为便利贸易投资、货币流通，中国还在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的推进和发展，将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的经济圈，并开始改变世界经济“中心-外围”格局，逐步形成 “双循环”格局。一个循环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循环，另一个循环是以中国等新兴大国为中心的、以更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循环。这一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将改变世界经济结构，推进亚非拉国家的工业化，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

作者：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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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应以四种思维探寻协调发展之路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协调发展理论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对发展模式不断总结和反思形成的产物，其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农业社会，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农业社会早期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兼容并包”的哲学思想就是对协调发展理念的阐释。这一时期，协调发展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农业发展观，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农业经济思想。

时至今日，协调主要体现为均衡和融合，不同协调理论的差别主要集中在对协调的决定力量、影响因素及其实现机制上的不同认识。当前及未来新常态下，应以四种思维探寻协调发展之路。

一、 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巧在“一子活则满盘活”。依靠战略思维探寻发展协调性。例如，在区域协调方面，必须找准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抓住拓宽发展空间的牛鼻子，在薄弱领域精准用力，增强发展后劲。从地理空间上看，拓展发展新空间必须加快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比，环渤海经济区及其腹地范围之广阔是前两者难以匹及的，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差异也最大，发展也最不均衡。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崛起中担负着重大使命，而且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加快形成环渤海经济带，推进东中西部互动，带动北方地区发展，打造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为优化开发区域提供示范样板。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实现三省市的“各就各位”，找到差异化的定位，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壁垒，融入协同发展，寻求合作共赢。目前，三省市已就生态环境合作、教育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等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政策红利初步显现。未来，京津冀地区应加快探索跨省GDP分计方式、税收分成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等更深层次的改革，形成和实施京津“双头联动发展模式”，依托京津唐（7市）一体化带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二、 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必须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想，在思考中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避免“蹩脚走路”。这需要我们不但要从整体空间格局去理解协调发展，也要从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角度去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空间优化结构。空间结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空间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发展方式及资源配置效率。当前空间结构不合理、空间效率不高已经成为影响科学发展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区域发展的着力点调整和优化结构、提高效率上，从占用土地的外延扩张为主转向调整优化结构为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要求，逐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城市居住空间、公共设施空间，保持农业生产空间，合理压缩工矿建设空间和农村居住空间。

空间协调开发。在国土空间开发中，必须统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遵循人口与区域协调的原则，集聚经济的区域要同时集聚相应规模的人口，促进缩小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遵循人口、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原则，集聚人口和经济的规模不能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避免过度开发。遵循统筹城乡发展原则，城市建设必须为农村人口进城预留生活空间，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

陆海空间统筹。要强化海洋意识，把握好陆地国土空间与海洋国土空间的统一性，以及海洋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处理好陆地开发与海洋开发的关系，使陆地国土空间的开发与海洋国土空间的开发相协调。

城乡协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就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发展上的互补、待遇上的一致，是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党中央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 融合思维

十三五期间必须做到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水平的统筹协调，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从调整经济结构中释放增长新动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梳理融合思维，打破旧有产业隔阂，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还在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所以还是有些问题很突出。首先农业基础需要补齐短板。主要原因：我国农村农业设施基础相对落后，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的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粮食供给关系的失衡问题严重。其次工业需要做大做强。主要原因：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较低；规模经济行业的集聚程度偏低，行业产能过程问题突出。三是服务业发展需要提质。主要原因：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如何去思考和应对以上突出问题？首先，我们要以融合的思维来引导产业协调发展，所以我们要积极推行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来进行讨论，当前，产业融合已是产业协调发展的现实选择。理论分析表明，产业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产业融合越来越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适应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也要通过促进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融合，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总的来说，要通过产业融合互动发展，不断为扩大服务业规模，创造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不断为提升工农业发展质量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四、 底线思维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问题倒逼，呼唤着我们守住生态文明的红线，筑牢绿色发展的底线。底线思维要求我们“站得高，望得远”，树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思想。必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认识到保护与发展并不矛盾，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认识到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要抓住绿色转型机遇，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根据国土空间的不同特点，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以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为基础进行有度有序开发，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道路。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建立在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基础上，矿产资源开发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避免对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脆弱、生态系统重要、环境容量小、自然灾害危险性大的地区，要严格控制工业化、城市化开发，适度控制其他开发活动，缓解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在政策制度保证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在“十三五”规划全部指标中的权重，把保障人民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作者：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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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问题是解读历史上中国王朝兴衰与治乱循环的核心密码之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由土地而生出来的税赋当然也是传统农业社会治国者的命根子。几千年来，一种以土地为主角的历史剧反复上演：当一个王朝肇创与兴起时期，治国者往往以平均地权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石，农民获得耕地并得到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在此期间，主要依赖土地产出的税赋持续增加，而随着国家汲取能力的增强与国力的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亦开始膨胀，财政支出压力随之增大；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小农经济内部出现贫富分化，富裕阶层的土地兼并以及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官僚阶层的土地占有亦有逐渐加剧的趋势；在王朝的由盛转衰的后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此时治国者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抑制豪强对土地的过度占有，然而这种社会变革虽然可能给农民带来局部的福利改善，却又极易导致统治者内部的剧烈冲突，从而使土地变革搁浅；在王朝的最后阶段，失地农民往往以集体暴力的形式满足自己对土地的梦想与渴求，从而颠覆旧王朝，创建新王朝。如此周而复始，千年兴衰故事又开始重演。在这个治乱循坏的历史图景中，土地流动与农民福利之间的张力，一直是决定我们这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兴亡的主导力量。

直到今天，尽管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考虑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时，农地仍是一个极其敏感而又不可能绕过的问题。福利导向的农地政策思路与市场导向的农地政策思路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一直是决策者极感棘手的难题。以经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市场导向的农地思路，往往把土地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要素来看待，而市场要素只有在充分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最优配置，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率与产出。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土地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生产要素，单纯用现代经济学视角、搬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来探讨土地问题，只能显示研究者对中国悠久历史经验与复杂现实的无知以及在土地变革问题上的幼稚病。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从国家安全和社会结构角度来审视土地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符合历史规律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结论。任何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作出的简单的土地市场自由化与土地资本化的政策主张，在实施层面都是危险的。

与此相反，福利主义导向的农地思路更多地考虑到农地作为社会结构平衡器与社会矛盾稳定器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从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教训出发，发出“一旦土地完全市场化则极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结构断裂的严重后果”的警告。在城镇化迅猛推进、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并部分地成为城市居住者的今天，福利主义的农地思路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意义不言自明。但是福利主义农地观影响下所导致的对市场化的过度恐惧、对国家土地市场的过度管制姿态、对土地产权交易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与枷锁，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降低了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和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应享受的改革红利和福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收益，虽然国家在迅猛发展、城镇化如火如荼地推进，但所有土地增值似乎与农民无关。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福利主义观点虽然有保护农民的初衷，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导致农民的福利流失。更重要的是，福利主义观点低估了中国农业经营模式的变革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低估了中国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潜在冲击力，而这种变革和转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组织、家庭农场组织的兴起，内在地要求土地制度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小农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已经逐步丧失，小农正在被挤压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尴尬的角落，随时有被农业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推向破产边缘的可能。而福利主义导向的农地思路无疑为中国农业经济的结构演进设置了巨大障碍。

于是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在自由和管制之间、在市场导向与福利主义之间，决策者必须掌握极其高超的平衡术。一个很显明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农地制度调整的严重滞后，正在有大量的土地被抛荒闲置，利用效率极其低下，农业经营机制变迁与提升受到严重限制。农地的细碎化使得运用大型现代农业生产设备和使用现代生态农业手段来提升农业效率和品质的努力归于失败，使我国的农业形态长期处于小自耕农状态，农业的安全甚至食品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农地的非资本化使得农民难以获得资本收益，难以分享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带来的红利，更难以利用土地的产权抵押获取金融支持。所有这些，都束缚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绩效的改善。因此，当下农地政策的深刻变迁势在必行，这是新中国继五十年代初土改、五六十年代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七十年代末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的第四次土地变革。这场土地变革，不仅仅是土地制度本身的调整，而且还涉及到一系列与“三农”有关的制度的系统性调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环扣一环，互为条件，只有从这种宏观的制度视野出发，才能最终解决好农地问题。具体而言，在土地制度调整的同时，诸如土地产权市场的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国家户籍管理制度的深刻变革、乡村民主治理制度的完善等方面的改革必须同步进行，这样才能真正为农地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法律和制度前提与保障。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变革步伐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抵押等土地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转型和农业的发展。历史总要向前走的，虽然自由主义与福利主义之间的纠结和争议仍会存在，但是农地制度的变革却是大势所趋，不容回避和拖延。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和农业人口大国，对待农地问题既要稳健慎重，不要搞运动式推进，同时又要与时俱进，不能丧失改革良机。

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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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产出决定于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而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三大类，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又分为经济结构因素、制度因素和科技因素三大类。因此，要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就得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一、劳动力：缓和劳动力减少的影响

最近几年，我国的劳动力每年减少好几百万，2022年后每年将减少1000万左右。这将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应对措施有：

1.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这是以后不可避免的事情，随着劳动力短缺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不提高退休年龄最终社保体系会崩溃。提高退休年龄也有助于延缓潜在增长率下滑的问题。

2.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具体政策包括：（1）优化社会保障，避免过度社会保障。过好的社会福利会导致人们更愿意依赖社会福利而不愿意劳动，所以，社会保障不能没有，但也不能过度，所以需要优化。同时，可以把福利与就业挂钩，就业时间越长福利越高。（2）发展托幼产业，把妇女从育儿中解放出来。

3.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劳动力从低端行业向高端行业的转移。

4.加强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主要突破口在于改革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是教育行业的风向标，对教育业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重点在于放松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同时，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引入和强化竞争机制，鼓励民办大学的发展。以高等教育招生为例，应该放弃政府人为规定的所谓一本、二本、三本的做法，所有高校公平竞争，同时同批次招生，否则就会导致高校排名的人为固化，一些排名靠后的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吸引到优秀生源，而一些排名靠前的高校在政府的保护下无需努力却能够得到优秀生源，因而维持高排名。

5.彻底调整人口政策，大力鼓励生育。劳动力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即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负面影响很大。首先，劳动力减少直接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其次，老龄化导致整个国家的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积累。第三，老龄化导致创新乏力，生产率的增长率下滑，因为年轻人最具有活力和创造性。

现在出生的人口20年后才成为劳动力，所以现在的人口政策应该针对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20年后，我国劳动力短缺将成为严重问题，所以应该尽快放开人口政策，为20年后的经济发展争取空间。

二、资本：把投资引向实体经济

我国目前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将维持高位。但我国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越来越低，虚拟经济的收益率相对越来越高，其结果，大量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资金不足。

资金之所以流向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原因之一就在于实体经济中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原因之二是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资金无法流到真正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所以政府就要从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1.为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1）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大规模环境治理和生态开发。合理设计环境治理和生态开发机制，使其能够给私人投资者带来高的回报率，吸引民间资本来治理。关于这个机制的初步思考，请参考下一节“自然资源：通过生态开发增加可用土地面积”部分。（2）通过改革提高投资收益率。通过政府职能转化、税费改革等切实减少企业的负担，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收益率。（3）通过鼓励科技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科技进步会提高企业投资的收益率，进而刺激投资。

2.改革金融体制，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融通

我国中小企业严重缺乏资金，以致必须依靠高利贷。利率市场化、放松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发展中小银行等等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三、自然资源：通过生态开发增加可用土地面积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总量一般而言被认为是固定的，所以在讨论潜在增长率问题时，人们往往不提及自然资源。但可用土地资源却不一样。我国拥有26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这些都是不可用资源，如果通过治理沙漠增加我国的可用土地面积，也可提高我国的潜在增长率。

问题是，如何治理沙漠？资金来源在哪里？谁来治理？治理好的沙漠归谁？这就要精心设计。原则是，吸引民间资金治理沙漠，由民间治理而不是由政府主导治理。而要吸引民间资本治理沙漠，就得给其足够的激励，可以考虑用治理好的原沙漠土地的所有权来吸引民间投资，也就是说，哪一片沙漠谁治理好所有权就归谁，如果这种刺激措施还不够，可以再增加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随着沙漠的治理，我国的可用土地面积就不断增加，潜在增长率就能提高。

这一政策的前提之一是沙漠能治理好而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以色列的沙漠农业已经非常成功。

这一政策的前提之二是民间资本对治理沙漠有兴趣。这就要进行精心设计，确保治理沙漠的收益率，并保证投资者的产权。

这一政策的前提之三是我国迟早需要进行沙漠治理，现在不治理未来也需要治理。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不治理？

这一政策的前提之四是我国民间具有充足的资金。这个也不成问题。我国民间现在有充足的资金，但在实体经济中却没有好的投资机会，结果都涌向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泡沫。

我国这么多沙漠，其治理足以吸收我国目前过剩的流动性；而沙漠治理作为良好的投资，也不会带来金融危机的隐患。

如果我国能够出台这样的政策，就能为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既解决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实体经济需求不足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可以说既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又解决短期经济问题。

四、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结构调整

跟以前的改革相比，我国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进展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逐步下滑。因此，就应该加大改革力度。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急剧缩小，“后发优势”逐步减弱，因此技术进步应该由主要靠技术引进向主要靠自主创新转化。

在科技创新方面，应该加快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研效率，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加速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结构调整有利于我国的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有助于提高我国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潜在增长率。

作者：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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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现象随着中国的开放有所改变。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2013年中国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的出口占到了全部制成品出口的27%；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高附加值产品贸易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正自豪地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赢得其他国家更广泛的尊重。

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一种使得世界经济更加繁荣、更加平衡的力量，是一种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主动造福当地民众，主动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这意味着我们的发展目标由完全围绕国内目标，拓展到以国内目标为主、同时更主动地兼顾发展更平衡世界经济的目标。我们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是负责任的，这种责任是一种对其他国家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合规等方面的全面责任。

我们提倡与其他国家构建广泛的基于长远考虑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一个良好的意愿，是一种极富创意、有极大发展空间的、非常有可能实现的愿景。基于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希望增加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为此需要特别珍惜和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良好的声誉和形象，需要贡献更高质量的商品、服务和公共产品，赢得广泛的尊重。不具备竞争力，其他国家就不会依赖我们，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就难以形成。

兼顾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长期以来一贯的做法。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保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承受了本国经济下行的巨大风险，避免了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恶性循环，为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期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改善了消费者福利。中国令世界惊喜的还有大幅度减少了世界贫困人口。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2010这20年期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5.28亿，这是同期世界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76.2%。当前，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牵引力，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尽管我们已经为世界经济作出了许多贡献，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担当要比其他国家更大一些。

许多人已经感觉到，中国也许是未来最有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奇迹的国家之一。过去的30多年，中国是一个奇迹，或者至少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同时，中国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熟、最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中国“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者只要对消费者更有利，现有的商业模式、商业生态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颠覆。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办好自己的事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能在一个世界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其他国家经济持续萧条和衰退的环境当中得以实现。只有找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化解世界经济难题，缩小南北之间的不平衡，中国经济才能在开放中发展得越来越好。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800美元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世界各国对中国扮演积极的角色充满了期待。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对国内外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必要的回应。

我们的开放是一种“共享”式的开放，即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邀请函。“各美其美”，就是在各国一起共建的大舞台上，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展示其最美好的形象；“美人之美”，就是我们有欣赏各国出风头的情怀，并有向他们学习的胸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各国互相竞争、互相学习，由此共建一个良性循环的世界经济环境。

我们的开放是一种有思想的、超越物质交换利益的、充满人文情怀和胸襟的开放，不是一种仅为一己私利的重商主义行为。我们不能局限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不能让伪劣商品充斥他国市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要自豪地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广泛地进行人文交流和人心沟通。

中国的开放既是我们向其他国家发出的邀请，也是其他国家在聚光灯下给我们的表演打分。这意味着，处于国际舞台中央的我们，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国内外经济问题、更加合理地制定各项经济政策。

中国对外开放的“台子”已经搭好，给各国的邀请函已经发出，许多国家也已经接受了邀请。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等方面，“序曲”已经在演奏当中。下一幕，中国开放的升级版究竟能够给世界带来多大的惊喜？

对于中国的开放，世界各国真正拭目以待的，可能已经超越了钢筋水泥的国际大通道、贸易投资便利化安排和金融货币合作。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世界经济真正需要的是一次产业革命。中国能否成为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

作者：李连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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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房价具有粘性价格和刚性价格的特征。我国房地产在行业范围的泡沫不存在，存在的是结构性泡沫。中国经济抗生产性衰退（供给性结构生产力不足）的能力比抗消费性衰退的能力要强得多。房地产业在行业内部和区域之间不会因为部分调整而出现大的崩塌性事件。作为房地产整体，2016年房价还会上升。 

【关键词】房价 粘性价格 刚性价格房地产泡沫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标识码】A 

最近一段时间来，房价又成为争论的热点，判断房价的趋势又以挑衅性的方式横在了我们面前。判断我国房价2016年的走向，长时间出现好坏两个极端结论，恐怕是缺乏基本方法论的训练。我们还是从过去十年物价和房价的历史趋势线上，看看基础数据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房价十年：历史趋势线回顾与小结

为了对我国整体房价的趋势做出判断，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十年来关于物价和房价的相关数据。在下图中，我们收集了国家统计局过去十年间（2005-2015）关于零售物价的统计指数。在2010年以前，国家统计局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房价栏目，我们选用与房价指数密切相关的建筑业增加值来替代。下图中，我们总结出过去十年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发展趋势线。第一，与零售物价波动序列相比，我国房屋价格的波动序列要大得多。过去十年间，零售物价波动最高的一年（2008）是5.9%，而同期房价波动不少城市是20%以上，有的城市甚至是翻番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慌，也带来了社会舆论的激烈争论。

然而，2008年当年，图中建筑业的增加值环比却下降了44%。这是我国执行“双防双控”——防止个别领域的物价上涨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防止个别行业的景气生产变成全面的生产过热；控制货币过度投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政策的后果。“双防双控”压低土地供给和开工项目并不能压低房价，反而由于供给减少预期，刚性房需导致价格上涨。果不其然，当年70多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了6.4%，当年的物价仅仅上升了3.3%。

第二，我国房地产行业还处在从婴幼时期向少儿时期成长的高速波动期，我国房地产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我国房地产成长的高速波动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巨量的消费人群存在着一时难以满足的刚需。其次，楼盘的供给者在产品设计上极度雷同，比如，如果是住宅，75-150平米的单元户型竞相上马，efficiency和更加变异的单元户型在我国今天还几乎是空白。

第三，房地产的周期比宏观经济的商业库存周期要长得多。虽然我们不能用2008年以前的建筑业增加值数据来直接替代房价，但我们知道，2008以后的房价，应该在2008年以前就埋下了上升的因子。换句话说，不能像调控白菜价格那样来调整房价。

房价复杂：楼价粘性和楼价刚性之谜

2013年，10月北京、深圳先后出台“京七条”“深八条”；11月广州和上海出“穗六条”和“沪七条”。11月底，武汉出台“汉七条”，随后南昌、厦门、沈阳、乌鲁木齐、桂林等一二线城市迅速跟进。短短二个月中，数十个城市先后发布了各自的房价调控政策。当时，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房价经历十年上涨，增长已达到极限，出现断崖式下跌的判断不绝于耳。但到2013年底，70个大中城市，有66个在上涨。舆论的较真是：“等着吧！2014年再看”。

到2014年春夏，关于中国楼市经济泡沫破灭的报道铺天盖地，二三线城市出现“鬼城”和具有“铁价”地位的一线城市房价下跌20%的消息屡见头条。结果是，2014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最低的一个城市仅下降了1.3%。

“等着吧，2015年的12个月将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年底，长期以来自恃从业经验丰富常常以宣讲口吻力挺房价的硬嘴改了口风，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章家敦们也视其为指标性事件，弹冠相庆的时刻要到来了。令人惊掉下巴的是，统计数据下来，2015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21个上升，房价又走回去了。

为什么楼价在十多年的所谓泡沫预期中如此之“粘”（粘性价格的特征），且在全球和中国经济下行周期中价格如此之“刚”（刚性价格的特征）呢？楼价的价格之“粘”，这是地产和其上盖物产复合之后，形成的超长周期耐用消费品的价格特征，消费者是用自己的生命周期收入来形成有效需求的，这和商业类购买大宗产品是按商业周期（短期收入）来决策购买需求是不同的。超长收入周期形成的刚性需求购买，是粘性的根源。

楼价的价格之刚，这是地产和其上盖物业复合之后，形成的地理唯一性和给定城区聚居区性质，加上地产的要素特质形成的租金特征：需求价格无弹性。这种刚性，只有在大规模的经济崩盘——战争等，和超长时间的衰落——底特律现象等出现时才能中断。这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很多所谓的“鬼城”，更多应该用城市化高速发展期人口迁徙带来的空间结构调整带来的后果来解释，而不是整个行业供给绝对过剩的总量问题。

深层制度：房价上涨趋势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相吻合并非怪现象

新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大工业社会，大车间生产和出口导向使得对应人口和关联人口的收入在人均2500-8000美元段高速增长，加上历史上住宅供给欠账，刚性需求一直是房地产需求的主流。

进入大车间经济生产后，因出口导向借力了海外市场力量，中国经济在金融资本市场滞后条件下，仍能高速发展。由于要素市场处在非市场的事业性（土地收储）制度管理之下，融资高成本形成的房地产二级市场上的房地产资产泡沫被理解为房地产实体经济供给的泡沫。这时候，单看楼价和刚入职人口及弱势群体的收入与楼价的悬殊地位就谈崩盘，解决问题的路径想得太简单了。

具体看来，单变量式因果关系的武断混淆了房地产泡沫崩塌和房地产行业增速调整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是房地产行业正常成长周期的灾变性中断，后者是房地产行业成长的周期性调整。房地产泡沫的定义是：房地产价格超过均衡水平后因经济人的乐观预期行为推动的一、二级市场上房地产资产价格的轮番上涨。我国推动房价泡沫的购房者（为卖而买者）从来没有超过整体购房人群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我国房地产在行业范围的泡沫不存在，这不仅因为我国购房中刚性需求占绝大部分，而且还因为我国农村住房属于小产权房不能上市交易和抵押贷款，这种含金量不同的制度导致农村新增住房的绝大部分人群涌入城市来购房，推高了城市房价。

中国经济在国际不利因素和国内结构调整因素冲击下，碰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整体成长还在8000-15000美元段的中高速成长阶段，基础稳健良好。2015年，中国31个省市中有10个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区，今后5年还将有5-8个中部和西部省份显示出超越的不可逆转性。中国的房地产将仍然会和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相吻合，问题很多，有时候也非常严峻，但大趋势向好。

中国经济有一个不同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特征，即由于建国后还账式的强制性工业化，中国经济中的生产性成分成长很快，消费性成分成长较慢，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历史原因。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重要的生产性贡献者而不是生产性经济成分的依赖者；中国经济抗生产性衰退（供给性生产力不足）的能力比抗消费性衰退的能力要强得多（要不然我们早解决了内需不足的问题了）。指望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房地产在行业内部和区域之间因部分调整而出现大的崩塌性事件，还是会出类似章家敦之流的常识性笑话的。

2016：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的房价预期

中国经济在生产增长方向上整体健康。在短期，我们倒是有一个担心，那就是，资本市场不好，亦即股市不好，债市是股市风险的最好承托者（既具有流动性，又具有内置了相当风险保障的收益率），出现机构在债市避险，引起债市升高，从而导致长期资产收益率绝对减少；这时，如果经济情况持续不好，楼市可能会因避险资金入市升高，这才是出现泡沫的时候。我国2015年楼市突然升高，不排除这一因素的存在。

我国今年系统性实施供给侧改革，有可能摆脱这个过程。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如下：（1）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导向的政策组合，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2）在三十多年长期的末端区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等）——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的资源用在了总需求变量的刺激上），或者被抑制（比如廉价劳动之外的高端劳动去激励或者被闲置）；（3）一组能够充分发挥各分量潜力的工具组合，从总供给一侧（supply-side economics）进行宏观管理，是必要的和迫切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首先是短期政策。在启动政策性操作后，如果药方合适，二者的短期效应巨大。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对国家范围的房价判断是，个别产品性楼盘（100-190平米）会过剩，出现债务危机；绝大多数与国民经济体系成长形成的总需求所对应的楼价，其开发者可能会出现资金链短缺而清盘破产；但作为房地产整体，由于基本经济面的稳定，由于总需求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成长，房价的粘性和刚性依然会存在，2016年价格还会以3%左右的趋势上升。

在70个大中城市中，预期有3-7个左右的城市楼价会下跌；有7-10个左右的城市价格在上升和下跌临界点上；有30个以上的城市绝对上升，但幅度很小；有几个明星城市的房价仍然会超出人们的预期。三线城市中，如果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吸引力加大，会出现一定的过剩供给，价格会下降。但总的来说，我国三线城市的房价将会表现稳定。如果允许农村土地流转，将会出现4-5线城镇房价出现下降。但2016年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作者：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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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到2020年，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 政府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当下深化医改的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在政府投入和居民支出不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保证医保资金的长期平衡。

本文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开源方面包括：公共卫生服务的部分经费划拨到医保，由医保承担部分公共卫生服务；短期内退休职工不缴费，但中长期建立合理缴费机制；增加财政投入，建立政府投入增长保障机制。节流方面包括：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实现控费目标；推动分级诊疗、家庭医生、健康保健师制度，保持人群健康，减少发病率，控制医疗费用；明确医保覆盖范围，加强商业健康险作为补充保险的作用，缓解医保支付压力。其中的重点为改革医保支付制度。

基本医疗保险与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对接。在十一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 ，除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管”两项，其他项目整合到医保覆盖范围内。与这些项目相关的费用，直接由财政划拨到医保基金使用。以安徽省为例，2015年该省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为40元，对接以后医保人均收入预计能够增加30元左右。

由于历史原因，短期内退休职工不缴纳医疗保险费。但是，2012年我国有6624万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占该保险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仅由在岗职工缴纳医疗保险不能负担所有职工的医疗费用。因此，在中长期，配合延迟退休等政策，考虑推行退休职工缴纳医疗保险的制度。另一种办法是明确将现有的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当年支出，另一部分用于形成积累，为未来缴费人员占比下降做准备。

增加政府卫生支出，建立政府投入增长保障机制。即便近年来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水平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平均投入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测算，以2011年为例，我国广义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88% ，比OECD国家同口径测算的平均水平低0.6个百分点。建立保障机制，确保政府卫生支出持续增长至合理水平，满足医保制度改革以及新医改对财政投入的需求。

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实现控费目标。改革当下的按服务付费的支付方式，建立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和按绩效付费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方式，构建合理激励机制，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地方尝试新的支付方式。结合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促进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制度改革，提高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强医疗创新。

支付体系改革建立在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基础上。鼓励建立包含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集团，比如农村包括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城市包括社区卫生院和综合医院。医疗服务集团之间互相竞争，消费者以年为单位，自由选择医疗集团提供所有医疗服务。医疗集团之间允许转诊。

医保对医疗集团而非集团内部的医疗机构进行支付，基本思路是采用按人头付费的预付制与按绩效支付的后付制相结合的方式。具体两种支付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对所有医疗服务按人头付费，根据投保人特征调整人头费水平。二是基本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分别付费。基本医疗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实行主要按人头付费；大病和住院实行主要按病种付费。人头费根据地区平均水平设定，每年变更，年初划拨。同时所有医疗服务辅助实行按绩效支付，年末支付。医疗集团承担患者医疗花费的成本，成本低的医疗集团享有结余，成本高的医疗集团增加支出。医疗集团之间允许转诊，但转出的医疗集团需承担患者的医疗费用。

该制度有利于推广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当下分级诊疗实行的难度在于各级医院都没有动力实行，消费者也不愿意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当医疗集团形成以后，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有动力通过合作，促进消费者健康，帮助消费者不生病、少生病，减少医疗费用，分享医保结余。具体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公共卫生服务。事前疾病控制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可以有效减少人群发病率，起到有效控费的作用。所以医疗集团有动力推行家庭医生和健康保健师制度，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和个人家庭保健服务。二是分级诊疗。消费者生病以后及时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这样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以及患者满意度，同时防止小病拖成大病。从医院集团的角度，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可以减少费用。所以医疗集团有动力推动分级诊疗。对于当下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医师专业水平不足的问题，大医院也有激励通过培训、医师交换坐诊等方式，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高业务水平。三是医疗创新。在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的模式下，医疗服务利用高效的集团对于同样的疾病，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获得医保结余。不需要外部监管，供给方会比较不同的医疗方法（比如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药品（比如进口药和国产药）、不同治疗手段（比如手术或者吃药）的优劣，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医疗服务供给方上游的研发，比如有效且价格低廉的药品的研发。

推动家庭医生、健康保健师制度，保持人群健康，减少疾病特别是大病的发病率，控制医疗费用。配合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和分级诊疗，建立家庭医生和健康保健师制度。从易患病的人群开始实施，比如儿童和老年人，逐步推广到所有人群。通过家庭医生，普及卫生知识，保持健康，减少发病率。生病以后通过家庭医生或在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及时治疗，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推动商业性的补充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有替代作用的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有效降低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负担。比如高收入人群，对医疗服务的舒适度和人性化等方面有需求。商业保险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从而降低他们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利用，减少医疗花费。同时，商业保险公司有激励采取措施提高投保人的健康水平，减少发病率，这样也能起到减少基本医疗服务利用进而减少医疗支出的效果。

作者：石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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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按照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指标来看，在1985年才从整体上越过传统社会阶段，进入钱纳里所界定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在1998年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2008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1年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2014年产业结构高度达到了0.893即走完了工业化进程的89.3%。1978年至1997年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年均提升约为0.6个百分点；而1998年之后，截止2014年年均提升约为4.9个百分点，我国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

与钱纳里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迁轨迹有所不同的是，在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我国转轨经济的发展特征使得本应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才主导和引领国民经济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加工等重化产业提早与该阶段特有的纺织、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轻型主导产业一样，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此外，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在1998年达到0.1之后即进入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特征来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起点也早于钱纳里所界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样看来，在我国转轨经济发展特征所导致的工业化初期重化产业和轻工业双引擎作用影响下，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不但在产业结构演变，而且在加速发展周期，特别是工业化中后期的转型发展上都要比西方历史轨迹来的快速和复杂。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的完全环向系数变化轨迹来看，虽然，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驱动力也有了大幅提升，其总指数仍然与第二产业相距甚远，其演化成为国民经济源动力的发展历程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国民经济的源动力无论在工业化初期还是中后期，始终都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而且经过长期发展，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驱动力也有了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所依托的第二产业支撑作用基本处于不断强化之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和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重化产业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发展周期内第二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所在。不过从2012年之后来看，随着第三产业中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逐渐显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增速波动幅度要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可见我国经济无论加速发展，还是出现衰退都与第二产业高度相关。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第二产业有一种自循环倾向即第二产业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内部投入产出关系，而没有实现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有效联动发展的投入分配关系。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这种自我循环机制的高效运作，以致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要打破这种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机制，必须打破第二产业内部自循环机制，实现第二、第三产业联动发展，即第二产业的投入最终要分配到第三产业，由此破除第二产业内部从投资到投资的内部循环机制，实现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平衡，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投资和消费的平衡驱动机制。这也说明我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二产和三产的融合、协调发展将是不变的主题。根据统计公报，我国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012年44.6%提升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43.9%），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上升为48.2%，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42.6%）进一步拉开差距。由此未来我国可以进一步通过第二产业供给改革来满足第三产业不断上升的需求变化，实现我国二产和三产的良性循环关联发展。

我国二、三产业之间缺乏联动效应，首先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也即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阶段。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制造业内部由轻型工业的迅速增长转向重型工业的迅速增长；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在第一、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的高速增长。其次，我国二、三产业之间缺乏联动效应可能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战略，使得我国的第二产业与国外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之间联动效应弱化了国内二、三产业之间应有的投入产出效应。这说明，我国未来应该在保持开放的大政方针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优化主导产业结构，突出发展第三产业中交通、邮政、科研、商务、综合技术等来强化对第二产业的服务功能；通过升级主导产业的产业链来引致提升国内相应第三产业的服务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内在驱动机制：首先，结构效应为主。驱动力来自于第二产业内部的资本要素流动（结构效应），最终需求带来的驱动性较小。第二产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工业部门的6-8个主导产业。其次，第二产业带动明显。第二产业对一、三产业的推动力在持续增强，是一、三产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最后是创新不足，三次产业普遍创新不足，面临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卡点。

基于此，我国在当前及未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四条发展策略。

第一，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产业演进机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之所以取得的诸多辉煌成就，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十多年来，随着一些传统产业离开了主导产业群，但总有一些新兴产业纳入主导产业群，也就说我国各个发展时期随着一些产业的衰退，都有不少新兴产业崛起而替代这些衰退的产业。例如，2012年与1987年相比，虽然纺织、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造等不在位列主导产业群，但是在主导产业群中又多出了非金属矿物制品、研究与试验发展和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

第二，打破主导产业的自循环机制，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主导产业结构未能引导经济增长方向，当前主导产业仍为重化属性的6-8个工业部门，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贡献，对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未起到显著作用。为了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加速提升，在要素和资源分配方面，可以考虑调整目前重化的主导产业结构，重点关注对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且对第三产业有显著带动作用的产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研发服务等，通过促进内需特别是消费来有效带动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提升主导产业的产业链环节，增强自身劳动生产率。一方面，提升产业链环节将增加第二产业当前的劳动生产率，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将增强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相关性，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当前不论是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还是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推行，都在强化创新经济和产业链环节的有序升级。

第四，增强第三产业部门向第二产业部门间的要素流动。在发展路径上，产业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要提升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带动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二阶段要提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带动力，以此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进一步的，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带动将破解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乏力的困境。

作者：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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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深化是“十三五”时期推动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措施。中国农村金融近十年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格局，为农村发展转型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农村金融深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只有从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广远的维度去理解农村金融深化的历史进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农村金融深化的路径选择、路径依赖和未来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跳出农村金融，才能更清楚地洞察农村金融问题，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也许认识到以下三点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必须把农村金融视为整个中国工业化进程和赶超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和迅猛推进期，农村金融的惟一使命便是为中国迅速而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庞大的金融剩余。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本世纪初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农村金融体系一直担当着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农村才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资金净流出。尽管关注农村发展、提高农业绩效、提升农民福利一直是新中国的内在目标与基本国策之一，但是在这个迅猛但又极度依赖内部积累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农村贡献金融剩余和其他剩余就成为一种历史使命和历史宿命，因为工业化和赶超是新中国的“大仁政”。这个历史进程所赋予的农村金融的历史使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中国前五十年历史中诸多的纠结、摇摆、反复、权衡，都难以改变这一历史宿命。然而当历史前进到二十一世纪，当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历史阶段，农村金融的角色才发生了历史性的颠覆。在工业化后期，与效率相比，公平更得到关注；与工业化速度相比，民生和幸福更值得关注；与国家积累相比，区域平衡和城乡一体更值得关注。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国家的整体目标函数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农村发展、农民福祉、农村反贫困更成为国家首先关注的目标，而且越是到工业化后期乃至于后工业化时期，这种目标函数的逆转和颠覆就越是明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金向农村回流，诸多要素和政策开始倾斜于农村，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取决于某个决策者的同情和善心，而是决定于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与这个历史大背景相比，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所以我们才看到，在近十年来，农村金融变革的速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以往半个世纪，农村金融深化和发展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在工业化后期，如果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解决好农村金融问题，就难以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就难以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福利问题，就难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就难以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就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公正和谐问题，从而也就难以解决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

我们必须把农村金融深化进程视为中国整个金融自由化、金融民主化和金融普惠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农村金融深化与制度变革，是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市场化变革的一个缩影，它受制于整个金融自由化进程，尤其受制于利率自由化、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金融管制放松的历史进程。当前，金融民主化和金融普惠化浪潮汹涌澎湃，这个浪潮被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制度变革两股力量所裹挟，正在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革命性的重塑。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逐步完善，逐步由不完全竞争转化为较为完全的竞争，逐步由不自由的定价转化为较为自由的定价，逐步由政府管制色彩强烈的运营模式转化为市场化的运营模式，逐步由准政府的内部治理结构转化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农村金融当然也经受了这个革命性的洗礼。金融自由化既带来了变革，也带来了风险，带来了更为严酷的竞争。而金融普惠化和金融民主化则把金融资源的配置权更加倾斜于基层，倾斜于弱势群体，倾斜于社会大众，而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金融民主化和金融普惠化既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竞争加剧导致金融服务下沉的必然后果，也是金融体系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

我们必须把农村金融视为整个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说到底，农村金融所涉及的是资源配置问题，而农村资源配置的模式和机制受制于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结构涣散混乱、内部政治治理效率低下、基层组织疲软无力的农村，是很难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经营提供有效保障的。农村金融的迅猛发展，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以及道德文化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清晰的张力，乡村治理的涣散和乡村文化的凋敝使得农村失去了传统农村的内在凝聚力，失去了诚信文化的伦理基础，失去了熟人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约束机制。所以，如果不从整个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农村金融，如果不努力为农村金融营造一个宏观的经济社会和道德文化环境，仅仅陷在农村金融中谈农村金融，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

无可置疑地，中国农村金融正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战略机遇期。未来的农村金融体系必然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层次市场共同构建、多元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共同支撑的体系。当前，农信社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正在深化之中，农行和邮储银行对农村发展的支持正在加大力度和拓宽深度，农发行和国开行作为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正在以更积极的心态介入到农村和农业转型之中，民间资本和供销社体系早已在农村金融领域放手布局——所有这些都表明，农村金融体系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但农村金融在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变革频繁激荡的时刻，也迎来了一个危机频发期，对此，所有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有极其清醒的认识并作出及时的战略因应。

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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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历史学家Henri Pirenne（1862-1935）通过研究欧洲历史发现，相对而言，对外开放的社会发展得更快。传统的开放经济理论认为，实行开放经济政策的好处主要来自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理论的近期研究成果更注重开放所带来的贸易以外的溢出效应。比如，Andrés Rodríguez-Clare（2007） 发现，与贸易相比，开放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大10倍。开放所带来的贸易以外的溢出效主要包括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优化和思想知识交流。

截止2015年11月，我国当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57万亿美元。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对技术和要素配置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国30多年来的开放却表明，国际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优化了国内要素的配置效率，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规模上接近美国。Robert E. Lucas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开放的观点。他认为，已经发生的产业革命主要起源于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 ，通过这种交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形成新的知识，下一次产业革命也同样离不开人们在开放环境中的相互影响。通过开放，我们与国外思想交流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正面影响甚为深远，重要性不应被低估。

“十三五”期间，对外开放需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对外取得骄人的成就，必须在国内发力。过去3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始终高于30%。中国对外开放的较大飞跃，往往对应较大规模的国内产业升级，得益于发挥国内特有的制造业优势。

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进口设备生产轻工业消费品再出口到世界各国，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和生产国。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面向国外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迅速发展。

2014年我国公路、铁路里程已经分别达到436万公里和10.3万公里。伴随着国内大规模的城镇化，钢铁、基础设施产业迅速升级，逐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正在上升。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全部出口的27.4%。

继续发挥国内优势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立足点。2014年，我国高校在校研究生184.8万人，本科生1494万人。我国市场规模巨大，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折合美元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左右。我国互联网人口规模庞大，有7亿人左右使用互联网。手机的使用人口规模更大，大约有12.6亿人使用手机。 2014年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方面，2014年国家安排了3997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29项“863”计划课题。截至2014年底，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54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098家。“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利用制度优势加快国内创新的路线图：实施一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瞄准瓶颈制约问题，制定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更多地兼顾发展更平衡世界经济的目标，不是建立在降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和放弃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之上，而是要放大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联动溢出效应。

在国内国际经济联动的过程中，需要优先与解决国内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联动结合起来，在国内经济发展薄弱环节中寻求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和发展后劲。比如，将西部开发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加强与欧盟合作结合起来等。

对外开放需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我国现阶段对外开放的外部条件并非一番风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保护本国利益的更好做法是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实现本国的充分就业。美国主导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体现的就是这一理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我们要反对少数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界、抑制中国发展的做法，积极应对其他国家利用制定规则保护自身利益的过度行为。

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需要面对许多问题，其中，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潜力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如何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是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面对这一对国内和国外问题，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解决多重叠加的矛盾、防控日益增多的风险隐患需要从深层次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拓宽思路、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结构、开拓发展新境界。开放的本质在于改变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从更深层次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开放过程中，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为注重扩大国内就业，不仅要让大型企业从开放中获得发展空间，也要让国内中小企业从开放中获益，因为中小企业能拉动更多的就业。为稳定物价，可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帮助这些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通过进口这些产品稳定国内物价。为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需要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需要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跨国企业，需要使我国企业从过去的跨国经营转变为全球经营。为防控风险，需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国有金融资本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作者：李连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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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铺陈和实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沿线各国和地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及进出口贸易在新的政策红利刺激下有了明显提升，对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全方位的重新审视，从两千年的悠久文明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从儒家思想的文化遗产到世界工厂经济波动的现实冲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都被极度放大。“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开来之后，有些人更加质疑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在搞“文化输出”，另外有些人则对人民币国际化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和不安。在中国崛起已经是不争事实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经济的对外影响都成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敏感议题。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如何理解人民币的国际化？古代的“丝绸之路”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一个历史经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有双向性，但对中国而言主要是文化输入。长泽和俊曾经指出，“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第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第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 数千年来，东西方文明经由“丝绸之路”得到了持久、深入的交融，对欧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也提醒我们，古代“丝绸之路”和现代“一带一路”都是跨区域跨文化的，因而要特别注意政治、文化、宗教与经济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尽管中国传统文明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起到过相当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然而从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历史来看，中国在文化上更像是一个开放的接受者。而且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兴起，与“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唐宋之前，西域各国愿意同中国合作，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初始的动因还包括谋求中国的保护以对抗游牧民族（匈奴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人）的冲击，文化、宗教差异和冲突已经包含在内。而后来“丝绸之路”得以绵延千年，更是和宗教文化因素有莫大关系。实际上，僧侣和朝圣者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显、玄奘等人都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除了商人、外交人员和军人之外，还有僧侣和朝圣者也在旅途中穿过各个绿洲城市。他们在寺院中歇宿，免费吃饭，并得到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过，尽管某些朝圣者在一个地点住了几个月，但他们在绿洲中停留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当他们重新踏上旅途时，前面又会有难以预测的困难。” 季羡林先生亦指出：“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还有的学者判断汉代佛教东传极有可能是与粟特商人相伴而来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国之间的关系更是有难以计数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宗教因素是维系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无形力量。考察古代阿拉伯国家和近代欧美国家的扩张，宗教文化都是相伴相随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全方位输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在经济输出上的巨大优势毋庸置疑，但是在软实力方面，尽管有学者和官员呼吁“建设‘一带一路’要文化先行”， 而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中庸温和天性，中国的文明缺乏侵略性，数千年来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仅仅停留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最终物化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结果有天壤之别。可以这样说，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可以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佛教在跨文化背景中抗衡的力量。这恐怕是将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深层次之后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个历史经验是，货币的国际化要有垄断性的产业基础。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洲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 这段话提到了“丝绸之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国际货币的流通。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衰退，加之传统上对于国家的货币主权并无概念， 西方国家的金属货币在中国市面上长期流通使用，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无从谈起的。然而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古代中国的货币可能是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考古发现记载，新疆境内的遗址存有汉代大量钱币，从早期的半两钱到五铢钱直到王莽时期的大泉都有发现。另外，于阗国的货币为“汉文佉卢文二体钱”，一面有佉卢文，另一面有“重二十四铢铜钱”或“六铢钱”的汉字，流行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到3世纪。这些证据都表明至迟在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货币已经在西方国家广为流通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货币制度。除此之外，丝绸作为实物货币，也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颇受欢迎，“（商队）付钱的方式可以是铸币，或者如果是在丝路东段，也可以用规模统一的丝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这类物品。” 赵丰在《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认为：“采用丝绸作货币，不但不用铸币，而且迫使人们消费。……丝绸的货币性抵制了银币的大量流入。在……在当时铜币贬值又不受国外欢迎的情况下，用铜币与银币抗衡显然不行，而丝绸就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作用。从武周年间直到天宝年间银币与绢练的兑换率之一没变这点来看，丝绸在丝路经济中的地位确实是牢固的。” 因此，“唐代对丝路的经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也是经济上的成功。成功的秘诀乃在于把丝绸作为货币推向丝路，一直推到北高加索地区，丝绸还在作为货币而流通。”

两宋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瓷器和茶叶的外销量逐渐增加，和丝绸一并成为中国大宗贸易的三大支柱。海外贸易对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使得中原地区的铜钱随着货船大量外流。考古学家们在今天的日本、越南以至非洲东海岸都发现了宋代铜币的踪迹。宋代名臣张方平由此痛陈“钱荒”的原因在于：“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归……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 欧阳修也发现：“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近岁，以疥疾乾没之为蠹，一切募民入饩牵於京师，虽革刍牧之劳，而牛羊之来於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於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宋代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程度。

古代货币国际流通的条件与今天不尽相同，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这是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行的信用货币制度最基本的区别。“丝绸之路”历史上中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如此之高，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丝绸和铜币的价值属性，然而货币需求才是更加本质的因素。换言之，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长期垄断世界贸易市场，为货币的国际流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反观西方国家的英镑、美元等世界性货币的出现，也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之后发达的实业基础之上的。

戴锦华谈及中国崛起的文化表达时说到：“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意味着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必须是不一样的主体，它必须是传递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文化，如果没有不一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想象，那么中国崛起将难以持续。” 同样，“一带一路”将来要继续顺利推进，必须关注更深层次的文化经济逻辑。任何一个开放的系统都会面临信息流的输入和输出，交融既是单向的，也是双向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或许能够说明，交融的方向在某时某事上可以控制，在某时某事上又是被动接受的。但只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被动也不全然是坏事。关键在于，我们要保持自己不一样的逻辑。

作者：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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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近些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由原先的10%左右降低到现在的7%左右，有些人担心这样的经济增长率也难以继续保持。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仍在放缓，现实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十八大强调，2020年的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再翻一番。从已经实现的经济增长看，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只要把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以上，就能完成这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继续下行，就会影响我们完成增长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实现和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我们就会看到，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国仍然保持着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从大多数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保持了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之后，随着原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减弱，年均经济增长率会出现一定的回落，但与此同时，新的比较优势又会被培育出来，因此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可能保持比较长的时期。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一定的放缓，但是仍然属于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增长。从发展阶段上看，仍然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阶段，具备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通过体制创新、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改善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们的增长和发展目标。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在2016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6.5%至7%这一区间中。在改革开放后，这是第一次以区间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增长目标，反映了中国政府要开始对经济增长实行更加精准的调控，不是越高越好，也不能停滞不前。只有在市场化建设、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到达了一定水平后，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调控目标。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我们一定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实现我们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速经济增长的实践看，任何时候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在我们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的时候，实际上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和历史机遇。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提出了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具体地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目前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

一是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注重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为我们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能源开发和使用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一直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一直很高，长期保持在0.8-0.9之间，而在新世纪后的前10年则达到0.9以上。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20%以上。目前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下跌，事实上降低了我们的发展成本。但是一旦国际市场上能源和资源的价格重新上升，就有可能形成外部输入的通货膨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冲击。由于在能源开发和工业化中我国的环境保护措施没有跟上，我国的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环保产业以及环保型产业实际上就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环境，而且能够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是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将大大提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场效率，加强实体经济的活力。我国现阶段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上世纪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继续。单纯的国有制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在制度上具有国有企业服务社会发展和体现国家总体利益要求的功能，但却难以实现市场竞争性效率最大化目标。并非说实现了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就必然能保证充分实现市场竞争赢利目标，但不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传统国有制企业在所有制上和企业功能定位上难以实现微观盈利的效率目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正是在企业所有制上为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创造必要的基础。众多的国有企业经改造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其企业目标原则上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将以适应市场竞争，获取最大盈利作为首要目标。而企业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职能只需要保留少数这样的企业或以其它方式来实现。经过十多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它们提升市场竞争性盈利最大化能力创造制度基础是完全可行的。

三是通过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间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的均衡将为我们带来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通过“一些地区先富起来”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在部分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形成示范效应，问题在于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从而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影响全国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目前我国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如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现代化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这些大都市，其人均GDP及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但以贵州、云南等地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却仍然在下中等收入的水平或者说刚刚达到上中等水平，很多地区仍然处于下中等收入水平。在同一个地区（省份），大都市与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导致人口及生产要素向大城市流动，在大城市人口拥挤、投资条件恶化的同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却没有跟上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发达程度较低地区的地区流动，推动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发挥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是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近两年来，我国高收入地区的增速普遍回落，但重庆等地却由于有了比较好的政策（城乡综合一体化发展），同时又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很好的势头。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不是太快而是仍然有提高的空间，但问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不到充分的资源，投入不足。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应该是大量的劳动力向少数发达城市转移，而是应该让欠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在这些地区容纳更多的非农就业。经济增长在区域间的非均衡性，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经之路，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说明部分地区的现代化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个别地区经济上的超前发展如果不能充分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那么这些地区的整体福利也不可能真正地得到彻底改善；另一方面，这种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事实上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为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在改善需求还是加强供给方面，都有更大的空间。

四是产业结构升级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我国的第三产业在传统上是发展不足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强调和追求高增长，仍然是制造业及第二产业在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相比较于制造业、工业及整个第二产业而言，无论是在传统服务业（批发零售、运输等）上还是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金融、通信等）上的发展，都是滞后的。在高增长下这种服务业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无论是从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看（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最后都会转化成为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如机场、铁路、公路、港口、互联网等）、还是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专业化分工来看（制造业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功能将由第三产业来承担，如制造业的融资、技术服务、运输、销售等），还是从容纳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来看（第三产业是吸收就业最多的产业，而第二产业则是排斥劳动的，将在不断的产业升级中用机器和技术代替劳动），第三产业都需要而且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近几年来，在整个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出现了显著的回落，从10%以上回落到6%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8%左右的增长，这实际上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会通过一次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建立新的基础。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上，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新的优势，交通运输工具、通信和高科技产品、成套设备等的制造都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竞争力，而在另外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说明我们的第二产业本身实际上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问题是第二产业应该如何调整结构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五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拉动。收入分配的改革调整的是企业、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发展趋势看，从2009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扩大化（微观分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之间的收入增长失衡（宏观分配）的矛盾已经有所改善，基尼系数有缩小的趋势。但是这些变化的幅度还不够，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足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就企业而言，一方面用工成本在增加，另一方面市场扩张相对缓慢，一部分企业甚至还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的利润空间明显压缩，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在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适当减轻企业在税收和公共事业收费方面的负担。企业发展了，国家向企业征收的税收（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就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也就有可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对此进行调节），劳动者也就有更强的纳税能力，国家从劳动者那里征收的所得税也可以增加。国家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由政府适度承担一些经济发展中的收入风险，增加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各个收入主体的收入就能够得到提升，由此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2012年，我国在对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择机退出后，经济增长率由上一年的9.5%回落到7.7%，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第一次回落到8%以下，在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缓慢的回落过程中，2015年达到了6.9%。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似乎比改革开放后前33年有所减弱，但在实际上，这4年（2012-2015）却是中国经济苦练内功，解决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4年。在这4年中，我国的就业在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有明显改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中国的重要力量。“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种必要的经济调整实际上已经为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这是中国经济在新时期更上一层楼的基础。

作者：李心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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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伴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市场陷入动荡，汇率波动严重，资本流动剧增，沉寂多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话题也被重新提起。

改革主题是什么？国际货币体系的两大核心是汇率制度和国际储备制度，就这两点来说，回归金本位只是一种空谈，特别提款权也难以充当主要储备资产大任，改变现时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显然不可能。

那么，改革从何处着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重要职责，现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弊病，应是讨论的两个出发点。

IMF的宗旨之一是促进汇兑稳定，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其协定第四条对成员国权利、义务和基金职责都作了明确规定，目的是保证有秩序的外汇安排，促进汇率制度的稳定，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IMF的职责主要有两点，一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以保证其有效运行，二是监督成员国履行义务的情况。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表现不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性变化，往往引起世界经济和金融动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引起套利性（carry trade）货币交易，美元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助世界经济走强。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强势美元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量资本流出，很多国家货币急剧贬值，甚至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近一时期，美联储新一轮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巨大。美国告别货币宽松，美元利率进入上升通道，丹麦、瑞典、瑞士、欧央行和日本央行相继实施负利率。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经济体货币政策发生分化，其溢出效应导致世界金融局势动荡。国际利差扩大，美元继续走强，欧元、日元、英镑大幅贬值，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幅度更是惊人，并伴有大量资本流出，人们开始担忧重现竞争性贬值和货币战。

在世界金融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人民币也受到剧烈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再次发作，对冲基金等做空人民币动作不断加码，有机构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叫板，要求人民币贬值10%甚至20%，力图制造人民币雪崩式贬值预期。黑云压城，中国政府应对有策，坚定指出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基础，明确宣告实行参考一揽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央行在金融市场灵活运作，有效维持了汇率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尽管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其波动幅度比其他货币要低得多。

日前，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成功举行，就世界经济的诸多议题展开沟通讨论，达成广泛共识。在涉及汇率和国际金融架构议题上，会议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作为汇率政策目标。会议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旨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平稳运行和有序演变。会议欢迎IMF 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重申承诺支持一个强劲、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IMF。会议要求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会议欢迎IMF完成了2015年特别提款权定值方法审查，支持就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进行研究。

可以预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会平稳、有序展开。人们期待IMF引领改革，有效发挥监督职能；要求储备货币国家避免货币政策分化、负起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责任；盼望特别提款权的价值保持相对稳定，能起到汇率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

当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改革，还有遥远的路要走。人民币要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有很多难题要解。

作者：李庆云。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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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在日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低迷，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不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对我国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无疑，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员，世界经济形势如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2007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算起，世界经济危机和低迷已持续近十年。虽然这十年间某些国家经济有所恢复，最大经济体美国也经历过一段小阳春，但总体上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危机后续影响之中，远未复苏，更不用说重新进入繁荣轨道。此次经济金融危机是战后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那么，为什么这次危机会持续十年之久并且仍遥遥无期？为什么战后七十年来其他的经济金融危机一般经过两、三年至多三、四年就走出危机而此次危机却旷日持久呢？在我们看来，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结构性危机：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已经过时，不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尚未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缺乏相应的机制。世界经济要想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重新回到较强增长的轨道，必须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发挥新结构的增长动力。同时，也还要期待新的科技创新和新产业的发展潮。

众所周知，现有世界经济结构形成于战后初期，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处于中心的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依靠技术、资金、制度、规则等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梯次产业转移，形成了一种以价值链高低划分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自然获利丰厚，又通过国际投资、产业转移等将低增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并带动经济增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加入全球分工和循环以后，这一结构的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充分发挥，因为中国作为外围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经济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外围国家。中国经济的巨大能量让发达国家赚得盆满钵满，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其大规模增加海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在这一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说是各得其所，中心国对外围国家直接投资，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大规模出口，这样一个循环，就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其有效性表现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虽然这一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显出疲态（发达国家传统产业转移接近尾声，但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形成经济空心化），但依靠美元中心体制形成的高负债运转机制，以及中国“入世”后新的刺激，又维持了十余年。然而这一结构的内在动力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全球失衡不断累积。随着美国次贷泡沫的破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

现在，引发危机的一些具体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如美国的私人部门高负债），或者得到控制（欧元区的公共债务），世界经济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既然中国等新兴国家充当外围、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充当中心、以中心国家高杠杆（个人债务或公共债务）为传动机制的传统结构不可维持了，而新的、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机制又没有形成，世界经济便陷入慢性危机，长期萧条。这就是今天世界经济的图景。

那么，世界经济如何才能强劲复苏、进入新的增长轨道呢？我们认为，总体上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全球经济结构重建。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基本理论都表明，一波大的经济高增长潮往往伴随着一波科技创新潮。或者说，科技创新和新产业的大规模涌现，是新一波世界经济高增长的基础。其道理和机制都很简单：新产业的出现带来巨额消费需求和利润，并带动大规模投资潮，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问题是，科技创新有其自身规律。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的增长，以及政府的扶持，可以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但毕竟不能超越科技创新与发展的规律，必须有耐心。

而另一个重要因素，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建，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各国政府、国际领袖、经济专家等人为作用。就目前情况看，迫切需要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充分合作，为建立一个适应当前条件的新的世界经济结构而努力。这个新的结构要能充分发挥所有国家的积极性和潜在优势，要能够促进世界经济更加均衡发展和民主化，新知识、新技术更好更快地推广和普及，建立符合大多数国家需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规则。然而，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同，矛盾广泛存在，欲在全球达成普遍共识，可能仍然需要时间。建立一个更均衡、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结构，任重道远。

从以上两个因素看，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持续萧条并非偶然。然而，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迫切需要发展的新兴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在尚未建立起全球性结构框架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区域、跨区域、次区域等各种层面上率先做起。为此，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起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并以此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关全球经济大局，是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的开端。这个策略执行得好，将大大有利于世界经济尽早走出长期萧条的局面。

作者：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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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最终将本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6.5%至7%。李克强总理指出，这一预期目标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一、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发力点

考虑到内生投资下行压力未见缓解的现实情况，如何稳增长成了当前政府亟待破题的首要任务。传统内生投资的三大领域为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分化明显，一线房价有泡沫，二三线库存居高不下，但总体仍呈下行趋势，预计2016年将有小幅负增长。制造业投资亦将因地产投资下行、高库存以及出口不善持续下滑。因此稳增长的重任无疑将落在基建投资上。据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基建投资2016年大约要实现20%以上增长，方可实现GDP增长6.5%的目标。

基建投资具备建设高投资、长期稳定回报和社会公益性的天然属性，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落实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发力点。在过去20多年来，中国基建资本存量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年实际增速基本上维持在10%左右，但与发达国家比，我国基建的数量和质量仍然差距很大。例如，我国铁路里程在总量上仅次于美国，但人均铁路里程仅为G7的15%，而单位国土铁路平均值仅为G7的24%；我国的国际机场吞吐量发展迅猛，但是我国机场密度较低，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新兴经济体；我国公路里程在总量上是美国的69%，但人均水平远低于G7，发展空间也很大；我国的管道里程无论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跟主要经济体相比，差距都很大。据估计，从基建设施存量的数量角度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目前现状的差距还有20多年，从质量方面看，我国基建总体也比较落后，改善空间大。

基建投资，作为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战略指引，“十三五”规划将毫无疑问地见证它的又一顶峰期。

二、公私合作模式：公共品供给的新理念

当前时兴的公私合作模式（PPP）也将因为基建投资的高速发展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推广应用PPP模式并非一个简单的项目融资，而是一次理念观念的革新，这既代表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又体现了各方资源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的市场化趋势。

联合国培训研究院（2000）年将PPP定义为，为满足公共产品需要而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倡导者之间的合作关系。PPP模式的引进，有助于缓解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压力，并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政府公共部门的效率，这取决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发挥各自的优势，并明确各自的职能。政府的贡献着眼于提供资金（来源于税收）、资产转让、其他承诺或实物捐助等形式，以及履行社会责任、培养环保意识和提供政治支持；私营或社会部门的作用则在于发挥其在商业、管理、运营和创新方面的专业知识，实现项目的高效运营，部分也为项目提供资金。

英国是PPP模式的先行者，早在1992年便提出了PFI（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的概念，旨在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帮助英国政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资金不足的问题。截至2006年末，英国共计签署PPP项目794个，涉及总投资额550亿美元，应用领域涵盖大型交通项目、医疗、教育、国防等。其他PPP模式在全球范围类应用的例子还包括，发展中国国家在1998-2004年间，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同性质项目中投资占比超过了50%，欧盟在过去20年共签订了1400多个PPP项目，价值2600亿欧元。

PPP模式在中国的大力推进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一阶段主要存在两个历史：一方面中国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未来仍然需要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迅速膨胀，以往土地财政的模式难以维系，也无力承担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任务迫在眉睫，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大量推出PPP试点项目，掀起了新一轮的PPP项目推广热潮。

财政部2014-2015年共推出了两批共计236个PPP试点项目，首批30个示范项目总投资约1800亿元，第二批206个示范项目总投资约6589亿元。发改委2015年也推出了首批1043个项目，总投资约1.97万亿元。从总体来看，PPP项目已经涵盖了交通、供水、供气、供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综合治理、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保障房以及园区开发等多个领域。经过2014年和2015年两年密集推广，PPP模式运作框架已初步建立，政府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将在2016年迎来爆发的趋势。

三、基建投资公私合作的政策建议

当前正值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期，基建投资公私合作更应摒除以往粗放型、重复型的发展模式，在投资模式、项目审核、合作制度、税收政策等方面做到实质性的突破，才能使得中国经济获得真正意义质的提升。

第一、创新投资模式。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或股权合作等多种创新合作模式参与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中来，通常承担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等大部分工作，并通过合理的付费试用和必要的政治付费来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进而形成与政府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合作关系。

第二、加强项目审核。财政部和发改委牵头主推PPP试点项目之时，应根据政府明确的建设规划和重点，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做好项目的审核工作，尤其要避免过度建设、超前建设等不合理情况发生。同事应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仅包括对项目进行市场、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平均，还要对项目民营化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包括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民间资本的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第三、完善合作制度。基建投资的公私合作应基于明确化的制度安排，通过确定相应的制度框架，使私人部门参与公共品提供的各个流程均可以成为重复应用的“标准化体系”，从而顺利展开私人部门的经营活动。明确的制度是政府约束私人部门、私人部门明确权利界限的机制。以工程项目为例，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制度安排里需包括实施方案审定制度、项目选择制度、特许经营遴选制度、投资回报制度、监管制度等。

第四、配套税收制度。对于基建投资，无论是政府直接提供，还是政府补贴私人企业，都免不了要依靠税收来融资。相应配套的税收制度却不能单纯通过税收优惠、税收竞争等不公平税收处理来吸引社会资本，这扭曲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无谓损失。对此，政府应统一进行税收征管，降低扭曲性税收资本税税率，适当提高非扭曲性税收劳动所得税和消费税率，并基于地区性差异配套其他相应补贴政策。

作者：袁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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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我根据自己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几个省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发现大多数民企现在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个别民企因为资金问题已经面临倒闭。民企的经营不善，有其个体的问题，但也有宏观决策部门的政策导向，这中间有个重要中介——金融部门，他们没能很好地融入整个宏观经济中。如果将下行压力理解为经济的一次下行波动，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的宏观经济部门应如何进行决策，以使风险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最小呢？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如下三个主题：第一，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策略；第二，如何理性对待当前金融监管；第三，吸取有益经验，创新建立全面风险控制体系。

如果做一个比喻，系统性风险就像洪水，它会冲击一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为简单起见，将经济分为国有金融机构、合资银行、国企、民企四部门。这四部门可比拟为四座城堡，那么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应对洪水？中国古代有个神话故事叫“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采取堵水的方式治水，修建了很多堤坝，结果洪水流向最矮的堤坝，治水失败。禹采取修建沟渠，引导洪水流向纵深，一方面消除了洪水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可将其用于沿线灌溉，最终彻底将洪水治理。这个故事蕴含的道理非常类似当下的经济情形。首先，国有金融机构、国企最先构筑高大的堤坝，抵挡系统性风险这场洪水；其次是合资银行，也能构筑坚强的堤坝，能暂时躲过洪水；而民企是没能力，也没意识构筑堤坝，最终作为泄洪的场所，尽数淹没。民企的巨大冲击，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是更大的冲击，会侵蚀国有部门、合资银行等修建的堤坝，最终经济会受到全面冲击。这就是鲧的治水法，采用堵而非疏导，最终洪水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以上各部门各自为政，部门利益考虑过多，另一方面是决策部门没能从宏观的角度设计一套系统的、科学的防范风险的方案。

治水其实是一个宏观行为，它要求我们摈除部门利益至上的狭隘观念，要整体考虑，各部门分流洪水，共同分担系统风险。这其中要求每一部门都要有相应的担当精神，共同治水；也需要决策部门的科学规划，有条理、有步骤地进行。这就是大禹治水，而大禹也即我们的决策部门。因此，在面临系统风险时，我们应采用大禹治水的精神，多角度、全方位建立风险的共担机制，协调各部门共同抵御风险，此即系统风险防范策略。

接下来讨论如何理性看待当前金融业监管，如何从“大禹”的角度看待系统风险这场洪水，这里重点讨论银行业的监管。银行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存在经营不规范，贷款风险较大等问题，为保障广大储户利益，国家设立专门的银行业监管部门，用以规范各银行的经营行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这种以储户利益为导向的监管策略是正当的。当经济发展趋缓，这种保守的政策导向会导致经济体进一步恶化，最终损害广大储户的利益。因此，我们的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担负规范银行经营行为的重任，还要注意协调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经济情况好时，政策紧一点，当经济趋缓时，政策松一点，这有利于整体宏观经济的良性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政策的顺利实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因此我们的决策部门，尤其是监管部门应更多地从宏观整体来思考问题，突破部门利益，关注整体收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下行时，单一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奏效，需要多方位宏观政策组合，才能刺激经济增长。而银行业是联系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的重要桥梁，要勇于担负这样的责任，帮助经济快速恢复。简言之，监管部门的决策出发点应落脚于宏观整体。

营建全面风险控制体系，不仅需要对监管部门有所期盼，也需要从现有实践中吸取有益经验。全面风控体系要求经济中各部门协调发展，共渡难关，以银行为纽带的部门间协调将会是主要推动力。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产品特点都有一定了解，同时银行对于市场信息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在一定条件下，银行可以将两方面信息对接，实现民营企业与市场的更好对接，帮助民企脱困。我在调研北京市顺义村镇银行时，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像这样急借贷方之所急，协助借贷方共同解决困难，才是全面风控的体现。当然，全面风控体系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而这些微观层面的实践经验也为我们提供有益经验。

最后，为建设全面风险控制体系，我们需要整体宏观的视角，需要有长远目光，需要有担当的精神，需要我们“仰望星空”。同时，也需要我们打破部门利益的狭隘观念，协调经济各部门共同分担风险，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去实践。银行监管部门应以“大禹治水”的气魄与胸怀统筹规划。银行应积极发挥纽带作用，协调多部门共进退，共渡难关。而我们的民企也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养积极的风控意识，避免不必要的经营风险。如此，系统风险可最终被治理，而“凤凰涅槃”后的中国经济将更加强劲，更具抗风险能力。

作者：赵晓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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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国金融改革跨越性发展的一年。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注册制改革加速推进、汇率定价彻底告别“官方定价”模式，市场化进程有序推进。而随着人民币纳入SDR，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正式成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此外，金融市场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首批试点的五家民营银行全部正式对外开业，“互联网＋”策略全面实施。金融市场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点，强调应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然而，当前推进金融改革的压力、阻力和风险比改革初期更严重。一方面，金融机构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会阻止改革。另一方面，出于金融改革可能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大负面冲击的考虑，实体经济有动机抑制全面的金融改革。所以，政府只能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以逐渐消化金融市场积累的风险，从而陷入金融风险积累——渐进式改革——金融风险积累，这种循环往复的改革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抑制和影子银行困境。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采取了“价格、贸易、财政、税收、金融”的改革顺序。把金融作为整个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放在市场化改革的后期，而这种改革策略导致了金融抑制。2015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中国大陆地区的分数为52.7分，属于较受压制（50-59.9）级别。在金融抑制下，大量信贷流入了低效率、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存在。融资缺口诱发了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共存的二元银行体系，进而促成了表外业务的高收益率。此外，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还存在监管套利。可见，影子银行不仅没有挑战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反而固化了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就此而言，即使中国已经取消了存款利率上限，但由于缺少一个竞争性融资市场，竞争性市场价格也不会出现。

第二，金融监管与民营银行困境。出于民营银行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考虑，监管部门一直谨慎对待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对此，一个明智的选择是权衡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所引起的风险与现有银行体系所引起的风险之间的危害程度。但是，还需考虑如果民间资本未进入，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能够系统性地降低风险，并改进自身效率？当前来看，银行体系积累的风险比较大，所以监管当局在原则上批准成立五家新民营银行。然而，这种小规模的增量放开只会制造新的垄断银行，积累新的金融风险。这些互联网金融一旦成为银行，它们扩张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影响也更深远，终究也会面临“大而不能倒”的困境。

第三，顶层设计与微观机制缺失困境。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采取渐进式去杠杆的思路。问题在于，这种策略并未有效地推进金融改革，甚至仍在强化企业的杠杆化经营和风险积累。究其根源，中国的顶层设计一直未建立起微观层面的有效退出机制，允许哪家金融机构违约往往是一种行政性行为。政府在听任民营企业倒闭的同时，却为国有企业兜底。此外，政府不会允许国有银行破产，甚至不会让国有银行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这势必会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

从上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渐进式金融改革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完全匹配。在经历了30余年的渐进式金融改革后，现阶段金融改革面临资源错配、寻租盛行、风险积聚和内生障碍等问题，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已近乎消失。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主要在于稳增长与金融改革之间的两难选择。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化解了金融风险，稳定并推动了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改革阶段性地建立和保护了各种垄断性金融机构，它们由于太大不能倒而绑架了政府，从而积累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总体来看，金融市场改革的长期滞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经济放缓又反过来制约金融改革。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渐进式改革已彻底失效。在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总的来说，仍可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对于金融业的国际开放而言，如果直接采取激进的金融改革，那么，在国内金融机构尚未成长起来之际，迅速的全局性、根本性的突变将会使国内金融机构丧失发展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体系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对于金融业的国内改革，虽然整体上仍沿用渐进式改革，但是改革需比以往力度更大些、范围更广些、领域更宽些、金融创新更多些。这也要求我们站在全局的角度，对症下药，尽快解决金融改革中凸显的问题。

第一，金融抑制和影子银行的出现本质上是融资市场竞争力不足，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相比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可使资金供求双方联系紧密，有利于资金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同时筹资的成本较低而投资收益较大。但目前我国总体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仍然偏低，宏观杠杆率高企的同时经济金融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下一阶段中国的金融改革应着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资功能，推进股票、债券市场的改革。进一步拓展新三板、创业板市场，建成一个涵盖场内场外、分层有序、品种齐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第二，金融监管不到位的问题，需要协调性的增强。低效的监管将造成市场资源浪费，无谓成本增加。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要“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简单地将“一行三会”加以合并。随着行业交叉，各种新兴业态与金融相结合，风险也具有了跨市场、跨领域传染的特点。在这种模式下，探索混业监管和全行业覆盖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为此，我们应该在功能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部门联合，信息共享，协调一致行动，特别是银监会与央行之间的协同。或者我们也可以在各部门之上，单独设立一个协调机构，但是部门之间仍需保持职能独立。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应坚定支持民营银行发展。大多数民营银行相比国有银行风险确实更大，但一味放任国有银行“吃独食”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规避来说很不利，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这就涉及到金融改革首先应该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金融牌照大多是垄断的，都属于国有体制非市场化，因而既得利益并非全部归因于个人才能，而是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的有条件的利益瓜分。金融体制改革，首先应对民营企业开放，要释放更多的牌照，让银行业逐步摆脱垄断，成为真正的市场化竞争企业。但是并非所有企业均符合准入条件，诸如制造了e租宝骗局等的互联网金融草莽，这类企业一旦进入，将会对原有金融体系造成十分严重打击。因此在允许企业进入该市场前，必须要对其进行严格把关。同时应给予成熟企业家，如刘永好、王健林等开展金融业务的牌照，鼓励其以多种方式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因为他们不仅仅参与投资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相较资本实力不足的企业家而言，由这类企业家牵头成立的金融机构风险系数更低。这一方面做大了资本市场蛋糕，强化了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资金的跨行业、跨区域流动。至于对外开放，则需等对内开放步入正轨后，再逐步推行。

第四，顶层设计与微观机制必须并重。顶层设计与微观机制缺失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集中体现的弊端。渐进式改革有个隐性假设，即改革完成之前动力始终存在。但实际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会变成改革阻力，最终使得改革难以继续，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国家为国有银行“兜底”。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改变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性变革，即简政放权。在计划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和在市场的基础上引入计划，都会导致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失败。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市场选择，在此基础之上，实施宏观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

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对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我们须着眼全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指导理念，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构建结构平衡、可持续金融体系，增加绿色信贷、绿色投资，促进金融业双向开放，发展普惠金融，全方位的推动中国的金融改革。总之，只有把中国金融体制的脉号准了，药下对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困局才能的解，中国经济方有出路。

作者：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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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关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从来都是社会热点话题。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一目标显然不仅意味着要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而更是要围绕人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关注各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和误区，提倡健康管理，协同推进预防和治疗，促进“大健康”。

总体来看，我国“大健康”市场上有三大基本供给群体，一类以提供健康风险保障为主，一类以提供药品、医疗器械及周边保健产品为主，另一类以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为主。从传统来看，这三类群体主要分别对应于保险机构、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健康理念的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潮流中，“大健康”生态圈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健康关联产业的内涵在不断扩大，出现了很多围绕新技术、新业态的探索例如，已经有很多新兴机构在通过可穿戴设备实时准确地获取大量用户饮食、运动等生活习惯和行为、以及心率、血压、血糖、呼吸、体温等监控数据，并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将这些数据信息传输到第三方数据服务器或云端，进行专业化分析处理。一些产品会将监测到的使用者行为及健康指标的动态变化，翻译成健康风险变化信号并及时发出健康管理提醒，包括生理危险信号预警提醒，不仅方便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而且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出具治疗方案，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个案健康管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监测结果通过网络传输到专业分析机构进行解读，实现远程医疗。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可以为健康服务的供求双方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大大改进健康风险管理的技术条件；也正因为此，保险公司创新发展也面临新的变化。

首先，生产要素体系发生改变。保险业本身就是数据密集型行业，除了一般产业发展所需的人、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要素之外，一直对数据有天然的渴求。经验数据缺乏一直是困扰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老问题。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保险企业有望获得数量爆发增长的数据信息，海量、实时、多样的大数据会越来越成为商业保险发展的关键要素。如何有效管理、真正盘活这些海量的数据资产，使其能够广泛深化运用并能为企业经营和健康风险管理所用，将是商业健康保险创新发展的核心议题。

其次，商业模式面临冲击。在“互联网+”时代，意味着获取并深度挖掘信息的能力大幅提高，保险业的数据基础会被大大扩充。保险业可以借助机器学习等成本有效的创新技术进行全量数据分析，从而可以更全面准确地刻画个体风险、更及时地评估风险并为之定价，可以更有效地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威胁，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当然，保险业还可以利用可穿戴设备产生的信息及基于互联网获取的行为信息等数据，改进理赔，提高理赔时效性，并防范欺诈性索赔。此外，在“互联网+”时代，保险企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客户实现线上互动，更全面地掌握客户健康风险新消息，主动进行针对性的风险提醒、产品推介和个性化服务，引导并满足客户变化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可以突破现有的以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体检、专家健康讲座、生活方式指导、预约挂号等为主的健康管理模式，在危险因素识别和疾病预测、行为纠正、疾病管理等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为顾客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

再次，原有产业生态体系被撼动。伴随新兴技术日益发展成熟，科技公司作为关键技术提供商会快速进入保险生态体系。这些科技公司大都带有互联网基因，强调智能、极速、互联、创新，它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及风险水平，在数据驱动下设计定制化的、满足个体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服务，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特别是草根化的需求；而且能够构造起包括数据采集、建模分析、效果评估到反馈修正各个环节在内的完整“数据闭环”。新兴主体的崛起，势必会带来新的数据资源分布态势和新的业态，保险公司面临更多的跨界竞争者和搅局者。如果险企不能同步创新发展，发展潜力就会大大受限，甚至可能被“边缘化”，被由健康管理企业提供的预付费“会员制”计划或类似方案所取代。

可以说，险企要在“互联网+”这个风口占位并乘势“飞”起来，更好地为健康中国战略服务，着眼点更应该放在提升创新能力上，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转向用户思维，如何更好地基于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创造消费者价值；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以保险产品功能为基础吸引互联网伙伴，通过“融合”、“跨界”创造企业价值。未来商业健康保险创新发展，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战略重点。

第一,夯实发展基础。一是软硬件基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保险公司需要处理大数据，传统数据分析软硬件平台可能力有未逮，是否向平台分布式数据平台迁移、如何迁移，需要提前规划。二是信息安全管理体制基础。有效使用数据，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是底线和前提，保险企业要夯实信息安全管理体制基础，不断加强物理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建设和运维安全工作，严控网络与信息安全风险，严格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三是人才基础。在“互联网+”时代，保险公司迫切需要既懂保险产品，又懂数据分析，既理解市场，又擅长保险医学的复合型人才。人才培养周期长，需要积极探索、提前储备。

第二，转变经营模式。利用好新兴技术，强化专业化经营，是健康保险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势必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发展过程。健康保险公司应不断强化专业能力，深入研究互联网+时代大健康生态圈的特点与健康保险经营规律、盈利模式和风险管控机制，强化个性定价能力，积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保障选择。

第三，构建良好生态。生态环境是整个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行业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良好生态环境的支撑。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机制，不仅要鼓励内部创新，还要积极关注外部创新，协调健康风险管理价值链上各类企业间的关系。健康保险一方面要考虑提升自身健康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与第三方健康管理机构、包括医疗机构和设备生产商等实现各方信息共享、利益共生、激励相容，积极探索创新的谈判机制和多种有效的付费方式，处理好各参与者的潜在利益和相应的收益来源与方式；当然，各方的股权渗透和资本融合也是值得探索的途径，如能通过投资设立、兼并收购、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涉足健康管理机构，加强健康风险管控，可能会更有效地促进各方优势互补和共赢发展。

作者：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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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医疗保险的问题。在“2015年工作回顾”中，提到“拓展居民大病保险”；在总结“十二五”时期成绩时，提到“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在“2016年重点工作”中，提出“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政府加大投入，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本文就医保改革配套协调、基本医保付费制度改革、医保基金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简要讨论。

一、医保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应当配套协调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这是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医保，顾名思义是对医疗的保障，它内嵌于整个医改体系，始终与“医改”紧密相连。

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提出了“一座大厦，四梁八柱”的改革蓝图。其中，“一座大厦”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四梁”指的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它们共同形成一个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可见，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是“四梁”中的一梁，正如“一梁不可能支撑一座大厦”，医保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它必须与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等领域改革配套协调。否则，不仅医保改革不可能成功，而且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将归于失败。

二、基本医保付费制度改革应当兼顾“激励”与“约束”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改革医保支付方式”，这是“医保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付费制度改革，要同时考虑“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是说要激励医疗机构为参保人提供好的医疗服务，便利医疗费用结算，提高参保人的满意度；“约束”机制是说要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保证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基本医保付费制度改革乃至更大范围的医保改革，都应当在这两个方面达成良好的平衡。

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问题。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并要求2015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要覆盖区域内所有公立医院，并逐步覆盖所有医疗服务。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提到“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发挥医保控费作用”。

多年来，人社部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一直积极推进基本医保付费制度改革。2011年，在总结各地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人社部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明确了付费方式改革的目标路径，提出以医保付费总额控制为基础，结合门诊统筹探索按人头付费，针对住院和门诊治疗探索按病种付费，有条件的地区可逐步探索按病种分组（DRGs）付费的办法。2012年，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原卫生部制定了《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总额控制的工作方法，提出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所有统筹地区范围内开展总额控制工作。截至2014年底，全国有85%的统筹地区开始实施了医保付费总额控制，70%左右的统筹地区开展了按病种付费的探索，部分统筹地区还实施了按人头、按单元等付费方式，复合式的医保付费方式初步建立，对规范医疗机构行为、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长远看，因为影响因素和掣肘因素众多，基本医保付费制度改革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任重道远。

三、医保基金有结余，但要居安思危

在2016年两会之前（2月29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有消息说很多省份医保基金都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穿底”现象，人社部长尹蔚民回应说，医疗保险制度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平稳的；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不存在现在有缺口的现象。确实，如尹部长所言，从全国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存在当期缺口，且有一定结余；但也应当看到，由于若干因素的影响，基金结余在未来存在快速消耗的可能，我们应当居安思危。

截至2014年底，全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结存5537亿元、个人账户3913亿元，居民医保基金结存1195亿元。从总量看，医保基金结存确实在增长。但是，各统筹地区基金结存并不平衡，退休人员多的地区基金支付风险正在不断增大，从长期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参保人员医疗需求的释放，医疗保险基金存在较大压力。

以“职工基本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例，从2008至2014年，该住院费用分别为7147元、7630元、8413元、8780元、9313元、9693元和10095元，增长明显。从住院费用增加的原因看，主要有三个影响因素：第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了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多发，2014年，退休人员的住院率为35.89%，比上年增长1.8个百分点，五年来年均增加0.85个百分点。第二，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新材料、新技术、新疗法的不断涌现引起医疗价格的提高，2014年，职工住院医疗总费用4320亿元，比上年增长14.3%。第三，参保人员医疗需求的释放。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提高，导致医疗需求快速释放，2014年享受住院待遇总人次为4279万人，比上年增加380万人次，增长9.7%。

我们知道，以上导致住院费用增加的三个因素——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技术水平发展、参保人员医疗需求释放，都将在我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过去几年的这种住院费用的增长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趋势性，这对我国基本医保基金的长期可持续性将带来很大的压力，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预判和科学的对策。

作者：郑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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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财政部长楼继伟2015年4月在一次校园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在未来的5-10年内有50%的几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各方的热议。笔者不揣浅薄，也想对此话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以就教于各位专家读者。

现有文献中并不存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定义。Eichengreen (2013)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视同为经济增长失速，即经历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增速大于3.5%）后进入一段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前后增速相差至少2个百分点）。王勇（2015）给出的判定条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长时间内不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实现赶超。上述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Eichengreen强调与本国的过去进行比较，王勇强调与同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两者的结合即为完整的定义。换句话说无论是增长失速还是赶超失败，都足以让我们怀疑一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产出，产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产出的趋势性变化，更适宜采用供给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说，供给面分析将增长的源泉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效要素的积累，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前者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如物质资本的积累）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如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后者有很多实现途径，最受重视的是技术进步。增长文献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均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TFP的进步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实现，而无法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实现，因为后者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的铁律。克鲁格曼（1994）曾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指出，若干东亚经济体（不含当时的中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

以下作者将使用供给面分析框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成因，并对各个因素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预测，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断。

（一）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可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抚养比的下降有助于人均产出的提高。好比给定三个和尚喝水，两个和尚挑水总比一个和尚挑水能使每个和尚有更多的水喝。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抚养比持续走低，成为同时期人均产出增长的助力之一。随着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老年期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的演变为老龄社会，抚养比已进入不可逆转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松也无法扭转这一大趋势，这无疑增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

（二）物质资本积累

中国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根据彭文生（2012）的测算，物质资本积累为1992-2007年间中国实际GDP的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中国的资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国储蓄而非外债，因此更具有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距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仍有通过进一步资本深化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空间。笔者对此表示怀疑。从长期看，资本边际产出递减是颠扑不破的规律，Eichengreen (2013)明确指出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国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看，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一系列“摩擦”严重妨碍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业（企业）“融资难”和一部分行业（企业）“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并存的独特局面，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大投资为经济增长提速很可能得不偿失。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留下的诸多后遗症已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产率

彭文生（2012）、朱晓东（2012）等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TFP的进步，因此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国TFP的进步，此处笔者想强调两点：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可通过学习、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实现，在过去30余年里学习和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中国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个面向，既体现为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如早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持续多年的城乡劳动力转移），也体现为要素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如国企改制和外资企业的壮大）。朱晓东（2012）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进入经济起飞轨道后均经历了TFP的长期快速增长，这一势头直到TFP达到美国的60%时才有所减缓。该文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虽然增长得很快，但到2007年才仅达到美国的13%，据此可判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笔者对此也不无疑虑。一方面，朱晓东对中国TFP水平的估计可能过低。根据刘培林等（2015）的估算，2009年中国的TFP已接近美国的40%；根据Penn World Table 8.1中的数据，2007-2011年间中国的TFP始终在美国的40.3%到41.8%之间徘徊（见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国的TFP水平与美国相比仍然较低，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TFP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存在潜力并不代表潜力一定会得到释放。事实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TFP的增速已明显放缓，如白重恩和张琼（2014）发现2008-2012年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间这一数字为4%。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一份预测报告，虽然21世纪前10年里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高达5.5%，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一数字将降至1.5%-2.2%，且将低于部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同期TFP增速。在笔者看来，中国TFP增长之所以缺乏后劲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学习和技术引进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而自主研发不仅投入不够（200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韩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后的创新体制的制约。从要素配置角度看，应该承认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如以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仍然偏低、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还存在较多限制、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部分是因为市场失灵，更与政府对市场的无效干预有关。更关键的是，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素市场改革的阻力不低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这是笔者对中国TFP增长前景不抱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表：中国TFP年度增长率（%）及相对水平（美国TFP=1）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8.1

（四）对外开放

从供给角度看，对外开放可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推动技术进步、改善要素配置（“入世”触发了中国第二轮大规模城乡劳动力转移）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另外资本账户开放能使一国私人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作用。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了，所谓“WTO红利”已接近耗尽。但金融开放的空间仍然较大，允许企业“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资将有助于增加净海外要素收入。但这一效果的显现需要时日，且短期内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可能并不成熟。

Eichengreen (2013)还发现汇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占比低的国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这些国家更缺少产业升级的动力或能力，而历史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没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人民币汇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被严重低估，但近年来升值压力已大大减轻乃至出现逆转。在高科技出口占比方面，Eichengreen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比（27.5%）仅略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虑到中国接近50%的加工贸易占比，中国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还要更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几率较大的事件。除非果断推动新一轮重大改革，否则不能排除“新常态”沦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难度不遑多让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的推动了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衷心期待这一次会做得更好。

作者：陈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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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两会”时，并不令人意外地，一些老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就是其中之一。同样不令人意外地，随之就又见到报道说，有关官员和专家表示，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公平，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提高起征点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言之凿凿，掷地有声，但总感觉这一断言也不无简单化之嫌。

大致看来，持有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发现在提高起征点政策之下，收入低的人节省下来的钱， 远不如收入高的人节省的更多；二是认为不应只盯着起征点，应该实施更好的、更全面的方案，比如综合所得税制。不用说，这两点都是真知灼见，但是对于提高个税起征点无助于公平这一论点其实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就第一点理由而言，基于收入少的人少缴的税少于收入多的人少缴的税，判断公平状况没有改善，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那只是在一种特定的公平观下做出的判断。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多种公平标准存在，且为不同的个人所偏好和持有。 从常见的有关公平观出发，也有可能得出提高起征点有助于公平的推论。典型如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认为只要状况差的个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就可以说公平程度提高了。在此例中，这意味着，只要提高起征点使得收入低的人少缴了税，就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而不用管收入高的人是不是少缴了税。现实中，一个收入低的人有可能首先在意自己的福利是不是切实得到了改善，而不会先在意平行世界里的富人们会怎么样。所以，如果告诉收入低的人说，因为不想让富人得益更多，所以就把可以给你的好处也给取消了，这种逻辑应该会让低收入者很无奈和委屈吧。明明没得着实惠，却得受着是为他好的名义。

换个角度看，即使是有钱人比穷人省了更多的税，考虑到穷人收入的边际效用有可能远大于富人收入的边际效用，也不难推知，穷人因减税而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就有可能大于富人因减税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从而，提高起征点的政策不无可能减弱对富人的“嫉妒或羡慕”，从而改善“无嫉妒”标准下的公平。甚至还可以说，改善了以“效用”尺度衡量的平均主义标准下的公平。

退一步说，提高起征点也未必见得真的会使富人少缴更多的的税。这一点可以从通常持此论者乐于提到的另一项论据来看。认为富人有多种办法逃避个税，所以提高起征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富人逃税的问题。而若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提高起征点也就不会产生更偏向富人的效果。因为富人有可能并不在意通过个税来少缴税。而若这份税收原本就收不上来，那也就意味着没有税收损失，而低收入者又能因此得益，哪怕是小益，岂不是也有利于改进公平，何乐而不为？

就上述反对提高起征点的第二个理由而言，即认为只在起征点上做文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主张深谋远虑，推进综合所得税制的设计、立法和实施。这当然值得期待，能够全面深刻地解决问题。 但大家都承认，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选择这样做固然是有远见，却未必可解近忧。“别只盯着起征点”固然正确，但它不应成为当下放过起征点的充分理由。在完美的方案出台和落实之前，能够带来改善的“次优的”或“第三优”的方案应该有资格在议事日程获得一席之地，而不是受到一种视之如敝屣、必欲弃之而后快的态度的对待。更何况这主张后面可能还别有隐情，就更显不妥。

所谓“隐情”指的是，早有专家揭示，目前缴纳个税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及2%，若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将会使得这一税种进一步边缘化。税将不税，兹事体大。从税收公平目标来看，这一政策主张可说是舍本逐末、莫此为甚。可能也正因为此，很少被摆出来作为反对提高起征点的论据。不是说这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而是在我国税收收入屡创新高（2015年突破11万亿元）的大背景下，应该有条件在权衡考量各项政策主张时，能够在税收收入规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将稍大的权重赋予公平目标的改善。

对于一项普遍受到关注的政策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激烈的争论，都是再正常不过都事情。特别是，断言一项政策“公平与否”实际上是建立在主观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就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不在于谁说的公平才最公平或是真公平，而是首先应该认识到并尊重社会成员可能拥有不同的公平观；其次，如果一种观点和政策主张具有代表性，应该让其有机会进入最后的（比如“两会”）决策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其它观点进行碰撞、交流、博弈和妥协，最终达成相关的政策。

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出台了一项政策，不见得或者多半不意味着拥有不同观点的个人之间的政策主张完全趋同了，但是持有各种政策主张的理由有机会得到澄清，而不是被误解甚至忽略，进而，大家相互交流切磋、争论辩论，经由公开、公平、公正的决策过程，最终对于有关争议事项做出抉择。这才是比较理想的公共决策过程的应有之义，而不该总是让委员和代表发出“你都定了”的感慨。

就提高起征点这一主张而言，经由这一过程，自然会做出集体选择的体现了特定公平观的政策抉择，自然也会集体决定是否在推进根本性的全面税改方案的同时，也采纳有短期局部改善之效的提高起征点的权宜之计。而如果将前述“隐情”予以公开披露和讨论，大家自然也会商讨决定是不是要考虑为避免让个税“税将不税”而不提高起征点，毕竟公平与否只是人们考量公共政策合意性的维度之一。

关于提高起征点，有如此之多可以想的事和可以做的事，还是不要只是简单地断言它无助于公平才好。

作者：刘宇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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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以社会信任为“礼仪”或“荣辱”之一，以经济增长为“仓廪实”及“衣食足”，则因“知礼节”、“知荣辱”，才能“仓廪实”、“衣食足”。在我国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社会信任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互信与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统筹国内区域开发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共同打造陆上经济走廊和海上合作支点，推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构建沿线大通关合作机制，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友谊纽带、共同繁荣之路。” “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深化改革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施政重点，也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作为一种新型的契约文明，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现代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从本质上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它比其它任何形式的经济都更加需要信任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离不开沿线国家的彼此信任与合作。

其中，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数据显示，国家间的信任水平的提高对对外贸易、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对出口国的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出口将提高10%；对外直接投资将提高27%；对外证券投资比例将提高3%。因此，社会信与合作有利于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以实现互利共赢。

“社会信任”在第二版《牛津英语辞典》中的前三种解释为：“①对某个人、某个事物的品质和属性或某个陈述的真实性的相信或依赖。②对某事物的怀有自信的期待。③义务、忠诚和可依赖性。”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提出，“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这同时也是理性选择学派的思想，比如，经济学家柯施认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品；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信任是致力于在风险中追求最大化功利的有目的的行为，是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的社会资本形式。

从经济学视角上看，社会信任更多地体现为交换与交流的媒介，它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交易的润滑剂。一般认为，由信息不对称诱发的机会主义是导致较高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而信任能够使交易双方，即使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也会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社会信任的经济学内涵包含信念和偏好两方面内容。从信念上看，是对他人值得信任程度的预期和推测；从偏好上看，是由个体特征决定的个体本身的信任度和被信任度，这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与社会及文化传统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从社会信任的经济学内涵来看，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信任基础，主要表现为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从信念角度，沿线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彼此信任，切实秉承共商、共享和共建的原则。沿线国家应该相信对方国家不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来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并损害的自己利益；或者说，应该对对方国家保持信任与合作的乐观预期。同时，坚持和谐包容，加强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和共生共荣，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从本质上看，“一带一路”是普惠导向的，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性质，理应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这些国家的人们可以在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的引领下，积极开展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学术往来和志愿者服务等，从而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第二，从偏好的角度，沿线国家应该加强自身的社会信用建设，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宣传诚信价值观，营造诚信的社会风尚。比如，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和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这将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社会互信与合作是基础。只有夯实“一带一路”的信任基础，才可能使其真正成为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与和平友谊之路。

作者：崔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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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之一即为减少贫困。在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党中央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作为发展的目标之一。

就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而言，从全球经验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间，减少全球贫困取得了巨大进展。1999-2011年间，全球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人口数减少了一半，但仍然有占全球人口的14.5%，约超过10亿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因此，世界银行将“终结极度贫困”作为其两大目标之一，旨在到2030年将处于日均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降低到3%以下。从我国经验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贫困的大幅减少。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约为10%，人均收入翻了两番，其结果是约6亿人口脱离了贫困（IMF，2015）。并且，尽管绝对贫困人口数大幅下降，但30多年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消除贫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贫困人口数减少的速度有所放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脱贫的速度更为缓慢（巴里?诺顿，2010）。

然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因而单纯依靠经济增长也不能保证实现减贫目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实现居民收入增加和减少贫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平等程度的急剧增加。因此，增长模式必须能够为贫困人口提供收入机会，通过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减贫的长期目标。但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贫困人口就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World Bank，2013）。增长速度的下降势必会减缓或拖慢减少贫困的速度。特别是在我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情况下，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就对我国消除贫困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促进共享繁荣，并最终消除极度贫困，不论是作为世界银行的目标，还是作为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何确定哪些人处于贫困，哪些不是？贫困是否等同于饥饿？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要回答上述问题，准确评估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准确衡量减贫目标及其实现情况，为贫困率提供可比较的准确度量是实现减贫目标和解决（至少部分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数据和衡量方式对实现减少、进而终结贫困至关重要（World Bank，2014）。

由于我国减贫速度在近几年有所放缓，特别是我国城镇地区，贫困人口占比下降速度在1995年后就呈现出放缓迹象。因此，如何在“新常态”下通过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经济增长，有效实现我国减贫目标，使得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福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按世界银行最新标准（1.90美元/天，2011 PPP），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全球总人口数中占比达到19.47%，在全球贫困人口数中占比超过40%，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则下降到2.17%，在全球贫困人口数中占比则下降到13.36%，下降近70%。并且，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该比例从1981年的16.83%下降到2012年的1.2%，下降约93%。这一数据有力表明，在我国超高速经济增长驱动下，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对减少全球极度贫困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超高速发展后，在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等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而宏观经济向“新常态”的回归势必将对中国减少贫困带来负向冲击。

通过对全球和我国经济增长与贫困现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依然是减少贫困的主要途径。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完全消除贫困的目标，增长也会带来诸如不平等加剧等负效应。然而，就增长和贫困间关系而言，最重要的前提是通过合适且准确的数据来源、恰当的度量方式和指标对两者进行准确度量。

首先，数据质量至关重要。基于良好的统计或调查数据是消除贫困的基本前提，也是理解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有效实施扶贫政策、进行精准扶贫的必要条件。因此，将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同高质量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有机结合，重视调查问卷设计和家庭及个人消费数据，能够为准确度量贫困提供重要依据。

其次，应有统一恰当的贫困标准，并使用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统一的标准不仅有助于进行国际或国内不同区域间的比较，而且对于准确度量贫困具有积极意义。而恰当的统计分析则能够避免数据可能带来的偏误。此外，贫困标准的设定不仅应考虑居民收入或消费数据，同时应重视居民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贫困。此外，基于一定标准度量贫困，也应注意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和个体特征等的影响。

最后，重视增长的包容性和平衡性。由于增长也会带来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等负效应，因此，通过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经济增长将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处于极端贫困水平的群体纳入增长受益范围内，通过共享繁荣的可持续增长，才是消除极度贫困的根本途径。

作者：邓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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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中国从全面反危机的扩张经济政策退出之后，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一系列新特点，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2015年中国GDP增速为6.9%，为25年来最慢。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充分估计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困难，将2016年的GDP增速目标定为6.5-7%，这也是中国1995年来首次将目标定在区间。

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很好，但是从供给侧改革释放出经济增长力量还会面临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短时间内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困难。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和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投资机会。

第一方面，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取向将是双松的，经济增长仍然乐观。从《政府工作报告》来预判，2016年将采取双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货币政策来看，采取适度的银根放松，增加企业或个人的贷款，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看，继续增加财政赤字的支出，但重点要抓财政资金使用的落实，激励地方政府报项目，推动财政部加大财政资金的使用力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6年的目标设定为：GDP目标为6.5-7%，比2015年（7%左右）有所下调；CPI为3%左右，与2015年持平；M2为13%左右，比2015年上调1个百分点（货币政策取向为稳健略偏宽松）；赤字率为3%，比2015年上调0.6个百分点（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上调赤字率和M2目标，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略偏宽松。

可以预计，2016年中国GDP增长会比预期要好，有可能会达到7-7.5%，但是同时CPI可能会达到3.5%，即可能存在一个强刺激下的GDP反弹并且伴随着物价指数上涨的经济态势。

第二方面，财税体制改革会加快。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到2014年6月底，财税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后，明确了三大任务，除了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六大税收制度改革两大任务外，最后一大任务就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2016年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中国的财税经济将面临重大改革，尤其是在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将会更加合理。增值税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目前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为75：25，地方分享比例或将增加。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出，能够更好的体现社会公平。其次，合理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将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真正凸显出财税改革对企业的减税效应。财政部在《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指出，2016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其中包括进一步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将避免名义减税变成实质增税的现象发生，给企业更多的减税减负让利。

第三方面，看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机会。中国经济的大幅度改革还存在很多困难，而刺激经济短期需求最有效的政策是刺激房地产。中国当前的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房地产投资发挥经济稳定的作用，对工业品进行消费，化解钢铁、水泥以及建材等过剩产能，拉动建筑业、钢铁水泥等后向关联产业。

特别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大钢构建筑的使用。中国建筑物中的钢使用量不到6%，而欧美的建筑物中钢的使用量可以达到20-30%。欧美国家大部分建筑采用轻钢结构，使用冷弯型钢结构体系是一种密肋型板墙体系。在北美已经有30多年历史并已广泛应用，是一项非常成熟的结构体系。轻钢房屋非常安全，抗震9级不倒且建造速度非常快，可满足建筑业房地产也的需求，商品化程度高。如果解决了轻钢的围护系统，房地产业能大大拉动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使得过剩产能被很快消化掉。值得一提的是：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同时，市场上的钢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趋势。前期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对消化过剩产能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大量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中囤积了土地但不敢开工，但从2016年1、2月份数据来看，房地产企业开工的面积在加速上升，使得对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需求量大增，使得一些停产的钢铁企业开始恢复生产。从这个趋势看中国的工业制造业指数在第二季会有强劲的回升。

对于刺激房地产市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可以在适度扩大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同时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对住房产品进行升级，改善供给质量，以供给来刺激需求。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增量，调整土地供应节奏，增加土地有效供给；同时还要消化存量，以增强对周围人口吸引力为目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在库存积压严重区域增加道路、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配套；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保障房和棚改回迁房以货币化安置为主；建立良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可以进行预判，房地产刺激需求短期内是有效的，房地产的市场至少保持2-3年的繁荣，很有可能这种繁荣的周期能被递延到3-5年。但即便是需求刺激的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分化：一二线城市可能表现更好。一线城市学区房需求可能会下降，非学区房市场可能比较火爆。相比于一线城市，二线的省会城市等核心地段的房子或许会维持上涨势头，可选择性购入。而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来说，投资房地产市场则需要谨慎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们促进经济短期反弹向好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房地产需求政策刺激下的，未来经济泡沫的处理和不良的负面影响。货币没有去实体，核心去向是维持债务循环和推升房市泡沫。2016年需要警惕房地产市场市重蹈2015年股市崩溃的覆辙。

第四方面，资本市场的变化主要在于提高监管质量。资本市场从政策上来看是比较稳健的，市场各方普遍关心的有关注册制改革的内容没有出现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而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明确提出过“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从这里预判新三板可能会有机会，新三板可能会很快获得流动性，新三板作为创新的板块推动股票的发行以及对企业融资结构的改变可能是重要的选择。主板市场主要保持稳定，避免出现千股跌停的系统性风险，是政策的重中之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把注册制放缓，首先把监管体系改变，把监管质量提高，从严监管，才能进一步推出注册制。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可能会面临重大变革，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混业监管的融合，“一行三会”可能面临着合并或者某种形式被置于一个机构下统管，使得金融监管的政策更加协同。同时也要保持警醒，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功能监管还是十分必要的，并不代表“一行三会”简单地综合监管就能够解决当前金融监管的所有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是比较乐观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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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这是在云南、深圳、宁波等地巨灾保险试点相继启动、我国首只巨灾债券在北美成功发行的探索的基础上明确的大方向。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灾害救助的行政化手段，认为只有民政部门才是主要的灾害救助的责任人，公众往往依赖灾后国家救灾补偿，不仅使得政府财政在灾害风险面前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民众自身防灾减灾的主观能动性也缺乏有效的调动手段，通过保险进行风险转移的意识还未普及。建立多元化的巨灾保险制度，是在探索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灾害救助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对巨灾保险的理解更多地集中在灾后经济补偿方面，认为保险只是一种风险融资的工具，即在损失发生之后通过赔付来弥补损失，实际上，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风险管理手段，其作用兼具损失补偿和风险控制，如果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更能体现这种风险保障体系的积极性。

首先，巨灾发生之后，无论补偿资金来自政府还是保险公司，抑或是受灾者自己承担，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绝对的损失，灾后的损失补偿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减少间接损失的办法。如何减少直接损失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积极的目标。而要减少直接损失，则须发挥保险在灾前的损失控制的功能，通过市场化的费率调节手段以及承保条件的限制，挖掘保险作为一个风险融资和风险控制结合体的精髓。真正成熟的保险是综合了风险控制功能的，它具有风险降低的效果。在这方面，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是一个典范。当一些研究者发现，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修筑提防并未使洪水损失明显减少时，美国开始实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它巧妙地将保险的上述两个功能结合，有效降低了风险。例如，其中一项做法是，如果在划定的高风险区内选址建房，则无法享受联邦政府的灾害救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自然降低了风险。

发挥巨灾保险积极的事前减损作用，依赖于科学的费率厘定和基于风险成本最小化的制度设计。

巨灾保险的费率厘定应建立在科学的风险评估基础上。寿险有生命表作为风险评估结果，生命表中显示的规律是在多年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巨灾保险也需要有多年致灾因子数据的积累以及科学的脆弱性评估，而且因为巨灾保险发生的罕见性，巨灾风险评估中还要依靠蒙特卡洛模拟的支持，生成多年随机事件集。国际上三大模型公司对巨灾风险评估有深入研究，但同时，因为他们的模型都是黑箱模型，美国佛罗里达州政府就因无从验证模型公司建议的期望损失率的科学性而委托科研机构的学者组成了模型小组，研制开源模型，以和商业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

风险管理的目的不是风险最小化，二是风险成本最小化。在一个风险管理体系的设计过程中，应将期望损失成本、损失控制成本、损失融资成本等综合考虑，以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比较。对于损失控制成本来说，保险公司在灾前应该对灾害风险有专业的评估和预警。世界上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都非常重视这一点，如瑞士再保险公司有洪水、飓风几个方面的专家，专门对这些灾害进行研究，公司有高水平的研究出版物供人们从网上免费下载，公司在中国和高校合作，对历史灾害进行分析，对灾情进行预评估。这些工作的价值巨大，不仅是自身费率厘定的基础，而且可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分享与交流。美国“卡特里那”飓风发生前，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飓风中心的最新电脑模拟效果就显示，数百年来实施的工程项目不会对防止飓风侵袭起到太大的作用。

再次，若要这个保障体系更加稳固，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散机制。使承保能力不足的问题从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的主要方法就是完善自身的风险分散机制，尽可能将风险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散，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就要吸引大量的风险承担者。在这方面，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的经验值得借鉴。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因其在2010年初对海地地震的巨额理赔引起关注，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国际巨灾共保体，成员国之间的风险汇聚使得整体上的期望损失趋于稳定。我国幅员辽阔，在灾害高风险区内分布有企业，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增加参与数量，进行风险汇聚是可行的。例如洪水保险应尽可能涵盖七大江河中下游的洪水高风险区，虽然对某一区域来说，洪水发生时可能有大面积的损失，但对于众多洪水高风险区内的单位来说，在短时期内同时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是较低的，如果巨灾保险中包含了多个风险，例如将洪水风险、地震风险和台风风险综合在一起，其风险分散的效果将更加明显。在时间上分散风险，要求有巨灾保险基金、再保险、风险证券化以及国家保险的支持，以获得更多的赔付能力以及财务可持续能力。

巨灾风险是公认的非传统风险，这就需要非传统的解决办法，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进行创新。无论创新有何不同，其核心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遵循风险管理将损失控制和损失融资有机结合的宗旨，从这里入手，逐步推进和完善。

作者：刘新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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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稿）》，该草案历经11年立法之路，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本次草案讨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立法中尚未有先例，成为2016年“两会”的热点之一。毋庸置疑，《慈善法》的出台将会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建立有法可依的保障，并对公益慈善事业产生巨大的促进和提升作用。

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来，已经成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参的政策依据与激励。在此之后，中央政府还相继出台了多项文件，鼓励社会力量与资金参与公共事业的建设，涵盖了教育、社会养老与救助、文化卫生等相关领域。例如，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里，强调了增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政府公共资金的支持，同样也需要民间个人、慈善组织和企业的善款捐赠，社会公益捐赠已经成为我国非政府性公共服务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本届人大对慈善法草案的讨论，标志着政府在立法层面上对慈善公益组织及其行为的规范、引导、保护和鼓励。

《慈善法》草案所明确的法律方向，代表了中国慈善事业向前发展的诸多突破性进步，这些进步包括：取消业务主管单位，承认非法人慈善组织，放开公募权限，明确慈善信托即为公益信托，禁止行政派捐，信息公开权责明确，增加对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进步突出地反映了对慈善公益行为权利与责任的法律认定，积极回应了慈善公益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建议和要求。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以企业和社会团体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已经成为了社会公共品供给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2014年我国社会捐赠额已突破千亿，其中来自于企业的捐赠占比高达70%。在企业捐赠总额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捐赠金额比例超过90%，资金雄厚的众多国有企业占比不到10%。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需要上缴利润；另一方面，目前政府对国有企业行政性的捐赠摊派扭曲了国企捐赠的激励，导致很多企业完成了政府的捐赠指标后便不会追加捐赠。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将捐赠纳入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考量中来，因此其捐赠行为比国企更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慈善法》草案在法律责任中规定，“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将受到民政部门的警告，并责令停止募捐活动，还可能处以罚款。这一规定将对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权力强行摊派捐款的做法产生遏制作用，并真正保护和激发企业的捐赠热情。

长期以来，政府对促进企业捐赠存在一种顾虑，认为企业捐赠的增多可能会增加企业避税的可能性。这是由于考虑到企业纳税和捐赠都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因而可能产生相互替代的作用。这样的顾虑事实上也来得到政府与私人部门在公共品供给上相互挤出的传统理论的支持。但是最近的许多研究均表明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有研究发现，在一个捐赠信息透明的环境下，政府或私人对公益组织的资助，都会向彼此释放对该公益组织认可和信任的信号，从而产生相互“挤入”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在一个媒体监督相对开放和活跃的环境下，企业的积极捐赠反而会克制它的避税行为。这是因为企业进行捐赠的目的之一是向公众，尤其是消费者，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企业对自己的形象会倍加珍惜。捐赠水平高的企业更受政府部门关注，因此被税务机关稽查的风险会上升；同时这样的企业也更易受到媒体的关注与监督，一旦该企业的避税行为被曝光，其在公众心中树立的企业形象将会毁于一旦。因此，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公益捐赠与纳税之间是可以相互强化的，政府与慈善组织是可以获取双赢的。政府鼓励企业自主捐赠，既可以使社会筹集更多来自于私人部门的公共品供给资金，同时还可以使企业在媒体公众的监督下，降低避税的积极性，使政府从企业税中筹集更多的税收收入用于公共事业建设。政府不应该扮演全权式的家长形象，对企业捐赠设立门槛与约束，从而扭曲企业捐赠的激励。减少对企业行政性的捐赠摊派，同时提高捐赠过程的透明度，一直是企业和大众的呼声。

《慈善法》草案中对信息公开多处进行了要求，不仅明确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同时也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这些规定对于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捐赠环境，开放公众、媒体对善款来源及去向的监督，树立劝募方、捐赠方、受赠方的自我约束机制，无疑将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

《慈善法》草案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慈善的法律含义，并对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领域中的组织、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规范。这些规范的执行和细则制定，还需要其他法规的配套与跟进。例如，捐赠的税收优惠就成为本次立法各界关注的重点。在税法统一的原则下，对个人、企业捐赠的税收抵免规定，对公益组织人员工薪税、投资所得资本税、接受房产捐赠的交易税的处理依然需要遵循税法的基本原则。而与之相关的税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联动、论证与修订，是《慈善法》将来能够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

本届人大对《慈善法》草案的讨论，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公益以及我们的公权只要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规范地行走，我们的慈善团体、公益组织、政府机构和广大的爱心民众会更好进行奉献与合作，共同追求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

作者：袁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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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场合发表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正在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特征、引领改革开放持续平稳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中，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国宏观经济“四个没有变”的观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已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增强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方向、平稳经济运行、加快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透过这些观点和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和内涵，主要特点如下：

一、对改革实践的谙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来源

早在2012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对新入学学员的讲话中就强调，“要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要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要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饱含深情地说：“对我来讲，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古人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卷二），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有安宁。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正是基于对我国改革实践这一基本道理的深刻理解和领悟，是坚持实事求是、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基本实践前提下形成并提出的事实判断，因此，也就特别具有强烈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生命力。

二、对市场体制的彻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伴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各种“梗阻”现象开始浮出水面，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新的矛盾焦点；同时，以理性人假设、完全竞争和信息完全对称为前提条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中国现象”时出现了“集体失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风暴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大创伤至今尚未痊愈。

在各种问题和矛盾纷繁驳杂、叠加交织的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理论和实践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2015年7月，在长春召开的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四个没有变”的研判；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又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这不仅反映了习近平同志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高度理论自信，同时，也反映出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中国政府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理论方向。

三、对发展规律的洞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亮点

常言道“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害于无形”（《汉书》卷十八）。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洞悉。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关键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经济循环，要实现良好的经济循环，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信心。对此，习近平主席深知信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干部和群众要增强信心。2015年7月他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在2015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指出：“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特别是最近，他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些重要论断，在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在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这些论述，为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和方向，使中国经济改革能够行稳致远提供了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内涵和现实需求，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高度上加深理解和认识。只有使得学习和领会能够成为我们在推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规律性认识，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才是正真理解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的精神和特点。

作者：章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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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被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草案长达148页,是历次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篇幅最长的。草案中明确提到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明天我们如何养老、谁来解决养老难题，正在成为国人共同的关切的问题。养老问题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美好明天，关系着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由于居民的预期寿命不断提升，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就变得尤为重要。而政府在这个体系中扮演着提供居民退休后基本养老保障的重要角色，其作用至关重要。国务院曾经在五年前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强调了社会养老保险要起到“保基本”的作用。而我国大多数老百姓都下意识的认为退休后的养老收入应该主要来自政府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这种意识造成了居民过度依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只占居民退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退休收入来自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其实，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需要除了政府以外的企业、个人和家庭等多层级的养老保障。世界银行很早就提出了“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概念。由于我国尚未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相应地，社会保障体系也还不够健全，仍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过程中。由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为居民在退休后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居民的过度依赖将会造成整体待遇水平低下，并增加制度改革的阻力。因此，长期来看，这种主要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居民个人的养老收入绝对不能仅仅依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尽管如此，政府在构建养老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并且，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构建包括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险等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来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养老收入，而且还要构建一套完善健全得养老服务体系来为居民养老提供更好的设施和服务。从养老保险体系来看，我国现有的体系离一个“多层次”的养老体系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这两个领域都只是刚刚起步，这就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顶层设计上多做工作，加大对除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其他层次建设的推动。无论是推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还是鼓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都不能仅仅靠提高居民的保险和养老意识来完成，而是需要政府推出相关的政策来扶持，才能实现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并最终达到“可持续”的终极目标。

2016年年初时，曾经有消息称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有望在今年推出，而且其内容或大超市场预期。据称此次初期试点的城市不再仅限于上海等个别的特大型城市，而是在各省选一个城市加四个直辖市全面铺开。毋庸置疑，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的出台，将会改变我国养老保险业的市场格局，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在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的三支柱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的是居民养老的基本保障，企业补充型养老保险（即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居民增加退休后的收入，使得居民在退休后仍然能够维持退休前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及储蓄相比前两者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可以为居民提供额外养老收入。由于老龄化问题的恶化，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自身需要改革外，还需要第二和第三支柱的有力配合。虽然我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在现阶段的发展仍然不足，但其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性却是不可忽视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大多是个人以自愿的方式进行购买，这给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提供了而很大的空间。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兼顾收益和保障功能，可以更好地满足投保人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也让投保人自身的理财计划具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且从整个国家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角度来看，只有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才能让政府有更大的空间来调整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缓解因老龄化而造成的不可持续问题。

除了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之外，这次“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还着重提到了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从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来看，养老服务体系极不健全，养老福利严重不足，不仅每年国家投入社会福利事业占财政支出之比少得可怜，一些相关养老设施也严重缺乏。除了养老设施的硬件，我国的养老服务业的软件也严重不足。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将需要越来越多的护士和社工等相关服务人员。因此，在“十三五”期间需要支持更多的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在资本、场地、人员等方面，进一步降低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的门槛。只有加大养老服务业的投入和发展，才能保证居民更体面更优雅地养老。要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第一，需要建立专门针对老年护理成本的筹资模式，以此来为高龄和失能老人提供经济来源。对于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老人，他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温饱问题，这类人群在整体老年人口中的占比相对较少。对这类人群的补贴应当属于社会救助，通过财政补贴提供直接的经济救助。对于绝大多数的高龄和失能老人，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依靠退休前的积蓄和养老金以及子女的赡养来解决基本的生活要求。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部分或完全丧失自我照顾能力后所产生的巨大的长期护理成本。国际上常见的解决办法是靠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减轻家庭的长期照料负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发挥保险的风险共担、资金共济的功能，为被保险人在购买长期护理服务时提供资金补偿。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日期提到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已经提到了日程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一些不同形式长期护理保险，但市场较小，需要政府给予一定政策上的配合。

第二，要完善老年护理的服务体系。由于我国的 “4-2-1” 家庭结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养老的功能在逐步减弱，单纯依靠家庭照料的居家养老模式愈发不可行。而且现有的社区和机构所提供的长期照料服务严重不足。我国目前各类养老福利机构的床位严重不足，而且很多机构的设施相对陈旧，服务也比较落后。因此，除了要解决老年照料成本的筹资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完善面对老人的服务体系。这方面可以发挥社区照料的优势，为一定地区内的老人建立生活共同体，从而满足老年人在精神文化和情感心理方面的需求。同时，可以分别利用公立和私立的养老机构为不同类型的老年人提供不同需求的专业化老年照料和临终关怀服务。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再次强调了养老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如何建立更加健全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如何提供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这给了我国政府在未来五年提出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然而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我国的老龄化更是具有来得快，来得早的特点。只有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加快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才能更好更积极的应对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才能让居民做到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

作者：陈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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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年资本市场回顾：不平凡的一年

一年很短，弹指一挥间。过去的一年，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资本市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无序到有序，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尽管仍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无疑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宏观经济的下滑、资本外流加剧、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制度环境不稳定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2015年的股灾1.0、2.0和3.0版，资本市场的神经日益脆弱，进入上蹦下跳的猴年，未来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影响如何？监管层面临哪些挑战，应当如何去应对？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无论对于决策层和监管层来说，还是对于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而言，这都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首先，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艰难进步而又充满争议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中小板、创业板市场推出，场外市场逐步发展，资本市场的规模飞速扩张。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政策市”、“圈钱机制”、“造富机器”的质疑仍然不绝于耳，不规范案例仍然屡见不鲜，监管不足、内幕交易、投机盛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仍然无法完满克服。

这一年，伴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金融自贸区改革等制度稳步实施，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提高。经历了三次股灾的洗礼，中国资本市场与其他境外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美欧经济状况和资本市场与中国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日趋明显，试图脱离全球经济环境一枝独秀的观点已经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次，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政策驱动显著的一年。

中国资本市场一开始设立就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结果，必然带有典型的政策驱动特征，也因此带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

这一年，资金牛、杠杆牛、改革牛三大因素的驱动致使市场大幅上扬；资金流向逆转、去杠杆以及改革牛陷入僵尸化陷阱致使股市暴跌；国家队救市试图用有形的手干预市场走势，市场趋势用脚投票的机制却使国家队深度套牢；打新资金退回使市场的核心理念濒临倒退，IPO强行逆市重启彰显政府不计吃相的急功近利；证券市场政策维稳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然而限制做空的极端措施、证金公司和大股东增持的承诺与变相减持的失信、缺乏充分论证的熔断机制的实施，带来的效果却适得其反，股票市场从此踏上了漫漫熊途。

可见，尽管政府的政策措施在中国证券市场维稳中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过度的行政干预也带来了比较明显的负面效果。再次，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层出不穷、步伐日益加快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步伐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投资者的预期和市场本身发展的速度。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监管层史无前例地加快了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步伐。先是鼓励融资加杠杆，然后实施熔断机制；继而不断完善新三版，然后进一步调整股指期货的交易规则；监管层推进杠杆牛市、及时去杠杆、清理场外配资、消除危机隐患、完善价值投资的理念、打击内幕交易等重拳更是好戏连台，这些都将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史册。

第四，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一年。

这一年，无论是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还是散户投资者，面对证券市场这块最好的试金石，都一一原形毕露。

曾几何时，多少试图一夜暴富的中小投资者热衷于追逐消息、爆炒ST，甚至以融资、场外配资的方式过度加杠杆，而当机会真的来临时，却在忧虑中犹犹豫豫，落入俗套似的盲目追涨杀跌，最后被迫出局，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而投资理念相对成熟的投资者却抓住机遇获得了丰厚回报，并机智果断地逃过了股灾的劫难。

曾几何时，多少叱咤风云、翻云覆雨的机构由于亏损累累而不复存在。而秉持正确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者却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

曾几何时，多少曾经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因恶意做空、操纵市场锒铛入狱或香消玉殒。而一直屹立不倒的精英人士也大有人在，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曾几何时，多少亿万富翁富甲天下、不可一世，无数中产阶层历尽沧桑，数字游戏烟消云散，一夜回到解放前，转眼成为负资产。

总体来讲，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历经股灾洗礼、不断成长壮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金融创新突飞猛进，新三版市场迅速发展，债券市场日新月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年里，中国金融期货有了长足进步，资本市场无论是对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有效支撑，还是对于企业的股权融资，还是对于投资者投资渠道的拓宽，甚至对于广大消费者的信心恢复，资本市场影响越来越大、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善，为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1）市场融资功能凌驾于投资功能之上，这一功能定位的扭曲是资本市场进一步优化的制度障碍；（2）新股发行制度仍然不够完善，“三高”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估值体系的调整导致了市场重心的下移；（3）交易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缺陷，为市场过度投机埋下了隐患；（4）监审合一的体制导致“审没把好关、监又不到位”，致使价值投资走形，内幕交易盛行；（5）引入注册制的初衷与实际效果有可能背道而驰；（6）缺乏严谨的法律框架和有效的执行机制，投资者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未来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2016年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及其判断

展望未来，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使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外部环境约束恶化。除了美国经济基本面稳中趋好、缓慢复苏之外，欧盟、日本、新兴经济体、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下滑、失业率偏高、本币贬值压力上升、股市震荡、债务负担上升、资本流出压力加大、结构调整危机重重，这些都表明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危机，对于资本市场的支撑在不断弱化，2016年不存在出现大牛市的合理逻辑。

第二，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短期内不可能出现趋势反转。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存在通缩风险、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产能结构性过剩、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实体经济下滑、资本外逃加速等诸多的不确定性，同时面临“十三五”规划结构调整的压力，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从而排除了中国资本市场趋势性反转的可能。

第三，宏观调控政策虽然有利于资本市场理性成长，然而却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上扬的空间。按照“三去一降一补”的战略选择，政府既要稳增长，又要防止通货紧缩；既要信贷扩张、降准，开闸放水，注入流动性，救实体经济，又要稳定人民币汇率，抑制资本外流，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房地产既要去库存给开发商去杠杆，却又给居民加杠杆、降首付；既要强调供给侧改革，又要实施需求管理政策。诸如此类的措施显然存在多难困境，内在的逻辑甚至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执行层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理性成长，然而短期内却无法为资本市场提供大幅上扬的动力和空间。

第四，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将进一步加快。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国有股转持、创业板、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制度建设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际板、港股直通车、A股市场与B股市场合并、注册制改革以及战略新兴板的推出，任何一个新进展都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里程碑，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必须防范制度创新过快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注册制的实施，势必增加股票供给，这种调整和过渡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导致估值体系的向下调整，目前的市场仍然有可能震荡探底。

第五，人民币汇率走势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至关重要。人民币汇率的正常节奏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对美元的供求关系、相对经济增速、、政局稳定及其走势、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规模变化、相对利差、市场信心与预期、央行干预方向与能力、宏观经济政策差异等因素；上述所有因素都表明人民币贬值趋势已经形成，现在就是贬值幅度大小与速度快慢的问题，取决于政府资本管制与外汇市场干预的能力。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后，资产的国际化配置会大幅增加，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资本外逃雪上加霜，新增加的流动性能否弥补资本流出带来的缺口和压力仍然是个未知数。当然，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短时 间内不会迅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政府仍然有许多可以动用的政策手段，只是面临几难困境的巨大挑战，只是这些政策手段的回旋余地太小，短期内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除了监管层的制度调整、国家队等因素之外，人民币汇率将成为影响股市、楼市，甚至一切人民币计值资产的最主要因素。

第六，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的危机时代，整个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格局势必发生翻天覆地的调整，中国资本市场也必然出现结构分化。在没有去完的杠杆基础上加杠杆，在没有消除的泡沫条件下吹泡沫，在未清偿债务的基础上增加债务，短期化急功近利的取舍固然可以立竿见影，如此靠打鸡血饮鸠止渴却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留下难以估计的后遗症。此类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如何权衡？此类抉择的可持续性如何？投资者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对于外部环境、这种局势、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汇率预期、政策空间、地产价格等相互交织因素的综合判断至关重要，只有大逻辑清楚才能不被误导，才能抓住结构性机会，同时做好必要的风险防范。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有待识别，尽管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需要消除，尽管存在许多困难有待克服，我们仍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走势充满信心和希望。这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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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要求。2012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1%；实现利润2.2万亿元（未包括国有金融类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初具成效。综合来看，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的收入分配制度，其良好的盈利状况与其社会回报并不对等。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更有利于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之匙。

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国有企业分类有所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国有企业可以划分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两大类。垄断性国有企业往往从事矿产、石油、水电等行业，掌控国家的战略资源，把握国民经济的命脉，这些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垄断或独占社会资源，这类国有企业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垄断地位可以迅速获得资源，参与市场竞争，这类企业内部薪酬往往很高，但内部收入差距较大。竞争性国有企业其与一般的非国有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处于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普通的市场竞争者，其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与一般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所在行业也与垄断行业无关，只是其资本构成主要由国有资本组成。垄断性国有企业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普通的市场竞争者，要不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能区分这些功能，不断实现国有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目前，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规定，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最高只有25%，但总体来看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仍较小，上缴利润的大部分比例“回流”到国企内部，获取巨额利润的金融类国有企业并未纳入收益上缴范围，这些都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微乎其微。结合国有企业的分类，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类改革不同性质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有资本，尤其是大型垄断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与收益共享机制。针对这一问题，应着重从以下三点进行改进：

第一，分类规范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竞争性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受到诸多限制，内部收入分配缺乏灵活性。竞争性国有资本较非国有资本在投资范围、投资程序和投资额度上都有较大限制。与此同时，这类企业按照行业、地区等规定上缴利润比例，而不是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企业内部员工很难与国有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内部晋升机制。一方面，要适当控制垄断性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垄断国有企业要逐步把经营产业集中于核心产业，坚决控制垄断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充分鼓励垄断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保障竞争性国有资本自主参与市场竞争。鼓励竞争国有企业自由进入竞争性行业，积极倡导竞争国有企业主要依靠市场参与竞争。

第二，分类调整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对于垄断国有企业，要妥善处理好国有资本和内部工作人员的收入分配关系。一是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收益要和市场价值一致，避免过高收入。二是公平的激励制度。实施同工同酬的分配制度，提高临时工和底层员工的劳动收入。对于竞争国有企业，内部利润分配要根据企业的自身发展、行业特征和市场特点来匹配。

第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共享机制。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一是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过低，人民群众无法充分享有国有资本带来的收益。相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将从石油扩张取得的税后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达到80%。二是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结构不合理。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970.83亿元，但上缴利润中的879.79亿元又返还给国有企业内部，占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94.6%，而用于保障民生的支出只占5.4%，支出结构明显不合理。三是经营资本预算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财政部于2010年颁发的《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财企[2010]392号）明确提出，要将预算覆盖范围由2010年国资委所监管的115家企业和中国烟草局扩大到包括教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部门下属企业等在内的652家企业，但至2011年底，仍有4100户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尚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特别是42户中央金融类企业尚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因此建议：一是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尤其是对以石油、烟草等为代表的垄断国有企业要将利润上缴比例逐步提高到50%以上，而对于竞争国有企业，要在2020年实现30%利润上缴比例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到35%。二是要尽快将金融类国有企业纳入到收益上缴范围。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数，我国目前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世界银行最新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1.9美元，近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约为6.54，1.9美元可换算为12.43元人民币，解决我国贫困问题每年大概需要3200亿元，而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17家国有银行企业净利润总额就有1.23万亿元，尽快将国有金融类企业纳入上缴范围将对解决贫困问题大有裨益。三是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并大幅降低员工的社会保险基金缴费率，将降低部分直接转变为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四是要降低重新返还给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支出，同时提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民生保障的部分，并将这一比例逐步提高到50%以上。

作者：许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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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际经济交流心住房发展问题研究课组2015年《我国住房发展的形势、问题和对策建议》课题部分成果。）经过多年改革发展，我国城乡居住水平不断改善，住房建设对促进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住房发展决策离不开多维统计数据。然而，自从1984年以来，我国迄今为止没有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住房普查，住房基础信息薄弱，建议完善住房统计体系和数据基础，尽快启动新一轮全国住房普查。

一、大数据是住房管理与决策的根基

决策的基础是预测，预测的根基是数据。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正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和验证，可以帮助住房管理部门快速提升住房管理、预测和规划的能力。当今，住房供求环境正在变化，有效化解过剩库存，摸清小产权房存量，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需要完整准确详细的住房总量、结构和价格统计信息。

二、现有统计数据不完整、不准确、不衔接

目前，住房相关统计信息主要分布在统计、住房城乡建设等政府部门（详细内容见下表）。总体看，现有统计存在不完整、不准确、不衔接等问题。各地尚未摸清本地区存量住房使用情况和在建、已规划、在规划住房数量与结构，并未能掌握人房实际关联对应情况。住建、国土、公安、税务、工商、银行等相关部门之间尚未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住房统计体系不完善，缺乏充分、准确、及时的基础信息，给政府科学决策和规划带来困难。

三、完善住房统计体系，尽快启动新一轮全国住房普查

建议完善住房统计体系，建立全国联网共享的住房信息系统。首先，建立稳定、持续的全国住房普查制度。上次住房普查（1985年）距今已30年，目前城乡住房数据不清、情况不明，应尽快开展新一轮全国住房普查，重点是全面摸清现有城乡住房和使用情况，以及产权记录不清楚的住房情况，并为征收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打下税基数据基础。其次，要完善住房统计体系。包括统一各相关部门住房统计的概念和口径，根据理论与现实发展研究改进住房统计指标体系，剔除无用过时指标，增添有分析预测价值的新指标，丰富指标内涵，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补充住房交易数据。再次，建立常态化住房数据跨部门交换比对机制，并用人口普查数据对各部门数据进行校准。最后建立统计、住建、国土、公安、工商、税务、财政、金融等各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并通过国家立法予以支持保障。

作者：高辉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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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江南芜地少，亿兆斯民依田秋。”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了结构转型对实现我国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经济规模的增长体现着经济体发展的数量变化，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着经济体发展的质态变化。数量上的暂时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质态上的结构高度才是评判经济强盛的关键。对于经济体来说，实现一定时期内数量上的高速增长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实现质态上的结构演进。

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等诸多维度。其中，产业结构是经济体现代化、工业化水平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从经济总量看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从产业结构体现的经济质态看，仍然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继续推动产业结构演进。

产业结构演进包括需求结构变动，也包括供给结构变动。长期以来，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需求侧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而供给侧不足的弊端逐渐凸显。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亟待优化供给侧环境。

“莫耶横持开阡路，率土尽听万家声。”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明确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资源，是供给侧改革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合理的土地供给结构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在政策上，国土资源部于2014年9月下发了《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升级”。在实践中，近年来广东省的“三旧”（旧城镇、旧厂矿、旧村居）改造，浙江省的“三改一拆”（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亩产倍增”行动计划，上海市的“五量调控”（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政策体系都从土地供给结构发力，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城市作为各类要素和经济活动集聚的地方，是重要的生产、生活空间。未来，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应重点发展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就集中布局在城市空间。城市将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经历较长时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后，为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城市规模逐步受到控制。相对于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需求，城市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城市土地供给亟需从粗放型的土地供给总量管控向精细化的土地供给结构调整转变。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本质即是做到城市土地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匹配。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人口总数超过1亿，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京津冀被寄望能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研究京津冀地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明确“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我国的现实问题却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存在严重的区域失衡，制约着全国产业结构的协调演进。

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也体现在同一城市群内部。2010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产业结构高度分别为1.826、1.253、0.713，三地发展极不平衡。从土地利用效率看，河北省单位面积年产出不足北京的1/10。可见京津冀城市群是改善城市土地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区域协调演进的典型地区。所以要加快推动土地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联动优化。

土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对于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中期的我国而言，土地问题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重大问题。而在当今中国面临的各种土地问题中，最根本、最迫切的是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建设活动全面开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相继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后，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迅速增加。以外延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建设活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城市土地利用浪费和用地格局失序问题。

一方面，城市用地粗放现象比较严重：2000至2010年间，人均城镇工矿用地面积从130平方米上升到142平方米，超过国家标准上限，新城、新区建设的低密度、分散化态势明显；工业用地产出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以产出率较高的上海为例，2010年产出为 13.4亿元/平方公里，仅为上世纪80年代纽约和东京的1/3和1/7。

另一方面，区域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城镇工业用地比例偏高，2010年全国城镇存量用地中工业用地比例高达26%，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制造业发达地区工业用地比例超过40%，个别地区甚至超过50%。

区域内土地供给结构不合理，严重限制着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升级。土地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演进需求的不匹配已然成为制约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瓶颈。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要加快探析土地供给结构与产业演进间的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区域间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升级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杨耀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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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6年全国“两会”在京召开。在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议题中，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作为财税领域的重大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受到与会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2015年的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提及了“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平”的观点，在今年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等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楼继伟部长再次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发言，指出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改革方向”、“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

从税制设计的角度，个人所得税的作用是多层面的，既是获得政府财政收入的工具，也是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杠杆，每个纳税人的生活都会受到个人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深刻影响。从功能定位上看，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与一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和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传统发达国家往往赋予个人所得税经济和政治双重角色，使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博弈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经济上对国际环境依赖性较大，更加侧重于经济功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的财富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尚处于完善阶段，客观要求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以稳定社会秩序、公平分配收入为导向。通常而言，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包括分类、综合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三种主要模式，其中美国等一部分西方国家采用综合税制，而韩国、日本等亚洲新兴国家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是将个人各种不同来源、性质各异的所得进行分类，分别按照不同标准扣除不同的费用，按不同的税率课税。其中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共计11项。而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工资、薪金所得的“生计扣除”标准在2011年“两会”之后提升为3500元，已经5年未变，而提高相关扣除标准的问题几乎在每年“两会”都被与会代表和委员提及。理论上，分类征税模式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真实、完整地反映出来。鉴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来源多样性的日益增加，考虑家庭特征的综合税制模式是改革方向。

个税改革，并非简单的提高社会关注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生计扣除标准”，总的方向是“把11个分项综合起来再分类扣除”，即由分类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改革。综合税制是以年为纳税的时间单位，要求纳税人就其全年全部所得，在减除法定的生计扣除额和可扣除费用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征税，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兼有综合税制与分类税制的特征。通常而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首先根据纳税人的各项特定所得先征收一定比例的分类所得税，然后再综合纳税人的全年各项所得额，如果达到了一定课税额度标准，就使用统一的累进税率课以综合所得税，并扣除之前已经缴纳的分类税收，多退少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根据所得来源性质不同而分别采用源泉征收法和申报征收法，将自行申报与源泉扣缴有机结合，兼顾了税制公平和征收效率。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有利于针对纳税人的不同个体特征来制定具体的扣除标准，而非现行的简单的统一扣除。将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更符合当前时代特征的“满足基本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放开两孩后的各类开支”等具体问题纳入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考虑范围，减轻个人纳税负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保障家庭生活。使各个纳税人的税负与其负担能力相适应，更符合税收公平的能力原则，有助于通过税收调整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更好的体现税收公平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考虑更好的将个税的缴纳与个人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相匹配，由个税缴纳地的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符合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征税和受益相对等。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要求对于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而受益多的人，应承担较多的纳税义务；反之，则应承担较少的纳税义务。通常，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难以利用市场机制得到竞争价格。然而，在某些政府提供的准公共品领域，例如教育和医疗中，由于受益实体清晰，消费竞争性高，是可以实行按受益征税制度的。由受益者按受益多少纳税，以税代费，从而提高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直接税体系，从国际经验上看，直接税的合理税制设计，有助于培养纳税人意识，提高税收遵从。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考虑家庭因素的合理扣除及预扣和退税制度的建立。由于综合性的税制通常会涉及退税，这将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制度，还会改变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遵从习惯。此外，由于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息息相关，更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也会使得纳税人更加关注政府筹集资金的目的，以及财政收入的流向，更加关注财政支出的合理性和透明度，更积极的参与国家经济生活。

总体而言，迈向综合税制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在充分评估个人综合收入能力的基础上，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劳动市场的行为扭曲，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劳动，在保障社会公平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

作者：刘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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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日益增长的规模、纷繁复杂的名目、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的设立与管理方式，以及公众对于政府整体财政收支工作公开透明的诉求，正越来越受到学界与公众舆论的高度关注。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全年的公共财政收入为12.9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规模为11.1万亿元，非税收入规模为1.9万亿元；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全年政府性基金的收入决算规模为5.2万亿元，已经相当于公共财政收入体量的40%。由此可见，政府大量的公共服务依靠着政府性基金的收入与支出来完成，这势必伴随着从机制设计层面到管理方法层面的诸多问题。

政府性基金的问题由来已久，我国目前已经就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10年，经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中央财政预算12张表格全部公开，这其中就包括中央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表。同年，财政部颁布了《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政府性基金的概念、申请和审批程序、征收和缴库、预决算管理、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五部分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办法于201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根据该文件的界定，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从政府性基金的发展现状来看，根据《2014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表》，2014年全国共有各类政府性基金45项，其中中央30项，地方30项，但中央与地方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并不完全一致，如民航发展基金、铁路建设基金等是中央专属的政府性基金，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则是地方政府专属的政府性基金。基于规范完善的政府会计制度这一现代的管理思维与管理工具，如何对于政府性基金进行更好的管理，并且尝试探讨对于政府性基金的积极管理将会对整体财政管理工作带来的正面影响。

从政府会计改革的角度切入政府性基金管理的问题研究并不突然，政府性基金也是整体政府会计改革工作应该关注的重点。首先，在《新预算法》颁布执行的背景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被纳入了整体的预算管理体系，政府财政管理工作向着全面、透明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以《新预算法》为标准，对于政府财政制度的调整与规范不再仅仅着重于一般公共财政工作，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作都被纳入这一体系。其次，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8号——《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库[2015]192号《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两部政府会计制度文件的出台，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正在成为当前我国政府着力推进的工作重点。其中，在《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特别对于预算的四个构成部分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政府性基金的会计制度赫然在列。

但应当关注的是，这些制度只能说是政府性基金管理与政府会计改革的敲门砖，政府性基金究竟该如何科学管理，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现状能否适应推行的政府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制度究竟如何与政府性基金进行融合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一方面，政府性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由主管部门主导使用，财政部很难对其进行统筹安排，与一般公共预算相比，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管理要粗放得多，大量的政府性基金还没有纳入到全面预算之列。另一方面，政府性基金的设立目的是专款专用，但基金与预算单位主体是相互交叉的关系，所以虽然通过《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可以从预算规划的角度完善政府性基金的会计管理，但是基金的使用主体却是使用《政府会计准则》进行该主体的会计核算。这样一来，基金预算端是按照基金的性质进行分类，但在核算端却是通过使用的主体进行分类，打破了基金专款专用的基本性质，也使得基金的管理没有形成完整而合理的体系。由此可见，政府性基金的管理问题正是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应该专注的重点问题。

作者：许云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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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例在八分之一左右，是毫无争议的贸易大国。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进口10.45万亿元。规模庞大的贸易额对我国经济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很多的贸易争端。正确理解这种庞大的贸易规模，搞清楚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型，对于理性看待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和从容应对由于贸易引发的相关国际关系争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问题。首先，贸易额的规模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贸易品中包含的归属于我国的价值链分工。根据现有的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详细分析、增加值贸易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很难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讨论各国贸易。其次，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我国现有的贸易还是以产品输出为主，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直接的资本输出已占据重要地位，我国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资本流入大国，这些流入资本与我国的劳动力结合形成产品，再销往全球。在这种模式下，由我国出口的产品中，一部分商品是其他国家生产要素与我国生产要素共同结合形成，已很难区分出各自的份额。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要的结论：全球贸易发展到现在，贸易“量”不能说明什么，对中国尤其如此。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重视贸易的增加值、质量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到现在，贸易总额已经占到全球八分之一的份额，要维持这一地位已相当不易，再谋求在出口绝对额上的快速增长已经不太现实。在这一背景下，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全球产业分工地位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关注的焦点。产品技术含量的相关研究中，每种产品只能有一个技术含量水平，这很难体现各国之间的技术差异。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也非常粗糙，现阶段还多局限于IO表对接推算增加值贸易和特殊产品（如苹果手机）案例分析等。相对而言，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相对较为细致，我们接下来希望从产品质量的角度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问题。

我国出口产品从量变到质变，体现为产品质量的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我国出口产品的在数量规模上已经很难突破了，现阶段能突破瓶颈，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只有多样化产品和提升现有产品的产品质量。按照前文所述逻辑体系，我们使用2000-2011年的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基于产品质量进入消费者效用函数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得到检验方程，从而详细计算企业-年度-产品-市场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这样我们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典型事实。

第一，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呈上升趋势，但增速明显下降。2000-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2005-2011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0.7%。质量阶梯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术水平高，人力资本丰富，这极大推动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自然就高。产品的提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外界技术和资本能满足产品创新要求，其二，提升产品质量是可获利的。对于我国而言，随着机器设备的精确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有能力提升产品的质量；其次，企业有动力提升产品质量。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也迫使企业通过多样化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国际竞争力。2007年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欧美国家消费者的财富，也降低了国外市场对于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同时，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变小，企业进行质量创新的动力下降。这两个因素妨碍了国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造成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速度的下降。

第二，产品质量变化的异质性明显，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贸易类型的产品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机制，使得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其他地方致富。数据表明，在2000-2009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都高于中西部地区的产品质量，2010-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略高于东部地区的产品质量。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高，这符合质量阶梯模型。

企业所有制差异是产品间质量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首先，被引进外资企业一般拥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较先进的设备，这使得外资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高于国内企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产品研发缺乏动力，使得产品质量最低，并在2006年出现下降的趋势。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居于中间，但私营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速度最大，呈现出持续的上升趋势，也是拉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不同贸易类型的企业表现极大的差异，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质量高于一般贸易的出口质量，但2006年后，加工贸易产品质量呈现下降趋势。相反，一般贸易一直表现出上升趋势，与加工贸易产品质量之间的差距逐渐下降。加工贸易的高质量是因为加工贸易进口原料的质量就高。比如说苹果产品的加工，中国可能只做组装的一部分，但是出口产品的质量核算却是计算整个产品的质量，而不是组装带来的附加值。2006年加工贸易的出口质量下降，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很多加工贸易迁出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产品质量在2004年增长率大于其他年份，可能是因为2004年出口退税政策和出口门槛下降，加强了市场竞争而造成的。

第三，出口产品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自身的成长，但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份额在逐步提升，相对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更有利于提高配置效率。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有两个机制：企业自身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我国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来自企业自身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近年有所下降，维持在50%左右；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份额在逐渐上升，近年维持在50%左右。整体而言，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角度来看，我国资源配置效率是有所提高的。关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解研究表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越来越依靠企业本身的成长，企业间配置效应的作用越来越小。我们认为，这两个看似略有差异的结论并不矛盾。对于整体制造业而言，由于还存在垄断、地方保护等多方面原因，资源流通的渠道还不通畅。而出口企业都必须面向国际市场，市场化程度更高，优胜劣汰的机制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配置效率要整体优于全国制造业群体。

我们的讨论希望说明，从产品质量出发，全面评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也许是我们理性看待中国对外贸易现状，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重要途径。根据产品质量的计算，得到了几点有意义的结论，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这一讨论还是非常初步的，后续还可以从产品质量的角度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相关政策做详细的评估检验，为构建新型开放体系，以开放促改革，实现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提供更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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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改革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再依靠于过去 “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推动，而更多地是通过去产能、调结构、提高教育水平、发展高科技，还有最为关键的创新等发展方式，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作为供给侧一端的金融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总框架，包括推广绿色信贷，建立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发展绿色基金，建立绿色保险制度，明确商业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公益项目的环评系统，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等。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是绿色环保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二是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三是绿色金融的支持体系还较薄弱，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四是节能减排还缺乏政府政策扶持，导致对节能产品供给和消费激励不足。五是绿色中介服务滞后，制约了绿色金融的发展等。目前，绿色金融在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仅为1%左右，资金缺口为现有融资的20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内银行中，首家推出环保金融的银行是兴业银行，也是唯一一家承诺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

（二）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对资金的需求巨大。

绿色经济增长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由于起步晚，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巨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实现目前碳排放目标，所需的资金缺口较大。根据哥本哈根会议所提出的到2020年，把单位碳排放强度减少至40%-45%的目标。我国至少需要2万亿元的年融资需求，而相关的资金缺口则超过每年2万亿元 。二是实现 “绿色城市化”需要大量资金。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融资，经粗略估计，未来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投资总需求约为40万亿元，即每年需4万亿元的资金支持，这对建设“绿色银行”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需要建立一支绿色银行的专业人才队伍。虽然私营企业对绿色产业感兴趣，每年在新型城镇化的投资约为2.8万亿元，而公共资金只占1.2万亿元左右。但是由于投资风险大，私营企业无法进行投资，“绿色银行”体系的建立将起到风险分担的作用，其成立和发展可以给市场一个明确信号和长期可靠的激励机制。相应地，需要培养具有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知识的专业人才，助力绿色金融体系的长久健康发展。

二、国外绿色金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国外发展绿色金融具有较为成功的经验，可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国外绿色金融的业务，主要包括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指的是碳排放配额的交易，全球主要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有：IET市场（国际排放贸易）、JI市场（联合履行机制市场）CDM市场（清洁发展机制市场）以及非京都议定书体系的其他市场（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和零售市场等）。

在这些市场中，碳排放配额如同其他期货产品一样进行交易，成为一种金融衍生产品。

（二）核证减排量。

　 核证减排量(CERs)主要在CDM市场中交易。CDM 市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以获得核证减排额，以此来履行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在 CDM 市场上，出口方为发展中国家，进口方则是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 CDM 项目的形式有：

一是全部由政府设立和政府管理的碳基金。二是由国际组织和政府合作创立碳基金，由国际组织管理。三是由政府设立采用企业化运作模式的碳基金。四是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采用商业化经营管理的碳基金。五是由企业出资并采取企业方式管理。这些碳基金规模不大，主要从事CERs的中间交易。

（三）提供直接融资支持。

国外的商业银行由出资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2007年，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先后承诺在未来10年分别投资200亿和5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等提供金融服务。

（四）实施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政策主要是指赤道原则 。该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如果借款方不愿意或不能够遵守赤道原则的相关准则，银行将拒绝提供贷款。

（五）推出相关金融投资产品。

国外的金融产品种类繁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零售银行(相当于国内的“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产品,包含房屋抵押贷款、商业建筑贷款、汽车贷款及借记卡、信用卡等。其次是投资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包括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信贷担保,融资租赁等。再次是保险公司推出的绿色家庭保险、碳保险和汽车保险等。

国外的“绿色金融”的作用，除了作为国内节能减排，调节产业结构的经济政策，还是一种抑制和打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手段。达到设立贸易壁垒，保护自身产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尽快了解绿色金融的国际惯例，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增强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国际竞争力。

三、 几点建议

一是我国绿色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均处于起步阶段。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充分认识“绿色银行”的重要性，清醒认识到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面对生态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大量资金缺口，发展绿色银行任重道远。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提高公共服务责任。同时，应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调动全社会每一位公民的积极性。为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环境。

三是加强银行自身建设，建立绿色交易所，培养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银行起牵头引领的作用，是整个绿色银行体系的核心。主要发行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金融工具，逐步形成绿色金融交易市场，提供“绿色基准利率”等，引领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到绿色银行建设中来。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为“绿色信贷融资”提供技术援助及顾问服务。

四是加强财政、金融等部门间的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须得到财税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如对环保项目的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措施，加强与财税部门的协作沟通。并及时掌握环保信息，通过信息平台和企业征信系统，规范信息共享程序，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五是加强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尽快健全绿色金融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依据“赤道原则”和国际银行的普遍做法，细化绿色信贷、保险、证券、碳交易等的业务执行细则。完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机制，推动上市公司落实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结合注册制改革，强化对上市公司履行保护环境责任的约束。

总之，绿色金融体系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看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又要把握好绿色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绿色金融，既要政府支持、银行牵头，又要加强信息共享、增强相关绿色金融法制建设，树立全民环保意识，建设一支绿色金融专业人才队伍，合理配置绿色融资资金，发展多样化、多渠道绿色银行的投融资方式。

作者：丁萌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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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同时勾勒出未来“十三五”期间发展的蓝图，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深化改革是动力，实现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时目标，而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全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有必要厘清当前形势，明确现实问题，制定合理战略，有效推进金融领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一、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分化

全球经济弱复苏，走势出现分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交叉感染风险上升，对我国影响的风险增大。一是全球经济活动和需求持续减弱。反映国际贸易和经济的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费指数创30年来新低，较2015年初下降38%。二是发达经济体稳步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分化明显。美国的复苏势头相对良好，但劳动参与率低、制造业疲软。欧元区经济发展仍受通缩、公共债务等因素拖累。拉美、非洲、中亚等地区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表现较为低迷。印度、越南等国则加快宏观政策调整和改革力度，经济有所反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交叉感染风险上升。一些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债务负担急剧上升等问题，对国内外金融环境变化更加敏感，再加上地缘政治冲突，交叉感染风险上升，不排除“黑天鹅”事件发生。国际复杂形势增加了国内稳增长调结构的难度，不仅直接影响出口，也对国内工业品价格、利率、汇率等造成影响，并给国内宏观以及“一带一路”等政策带来挑战。

国内经济运行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转型升级效果初现，但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需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化解。截至2015年12月初，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八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80%，亏损面达80%，去产能、清退“僵尸企业”任务繁重。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收益下滑与债务高企并存。2015年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同比回落2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9%。

总体看，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和再平衡期，经济弱复苏、政策分化、走势分化趋势明显，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交叉感染风险增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加大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难度。国内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新常态”的方向和路径将进一步明晰化，未来经济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融市场不仅要做新常态的适应者，更要做引领者，通过深化金融改革，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服务经济新常态，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持续用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二、制定有序、长远、稳健的对外金融发展战略

一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以及自贸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打开了我国对外开发的新局面。要鼓励和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使用，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范围，减少贸易双方对美元的依赖，降低我国进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切实提高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及金融要素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人民币双边互换机制的规模、范围和层次，深化本币使用的国际合作，引导和助推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和储备的重要货币。

二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面对美元目前的国际霸主地位，我国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决定基础，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长期跟踪战略”，关注美国等重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保持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适当比例，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相对坚挺的基本态势。同时，根据“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我国须对诸多金融政策目标进行排序，按照渐进、自主、可控原则，统筹协调，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稳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三是审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通过“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政府主权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走出去，带动和促进金融市场跨境互联互通；以及扩大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通过金融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化解过剩产能，都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为防范风险，还是需要有清晰的目标指向和正确的时序安排。可借鉴我国经常项目自由兑换过程中以“有条件可兑换”作为过渡阶段的经验，加强对资本项目兑换进程的有条件管理和必要性把控，做到审慎稳步推进，依托国家雄厚的外汇储备，在外向型经济深化的同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防止短期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给我国经济金融带来冲击。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规则制定。积极介入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平台，参与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的修改与制定；与周边国家地区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机制，加强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建设，主动探索以合适方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全球组织，提升国际平台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三、制定稳定、高效、安全的对内金融发展战略

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重点解决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改善金融市场结构，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健全金融体系，发展现代金融和民营金融，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健全融资担保体系。打破框框，创新服务，改善信用环境，缩短链条、减少不合理收费，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行业、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

二是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完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和定价能力。推进金融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加快民营银行的发展，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发展普惠金融，扩大小微和涉农贷款，改进和加强“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与自主创新相适应的风险投资体制机制。借鉴美国硅谷风险投资的成功模式，完善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建设，促进创业板、中小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引导新三板及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科技创新的孵化器、技术进步的成长摇篮，满足小微、高科技、民营等各类优质成长企业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着力提高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制度亲和力和灵活度，使之能够切实承载各类优质成长企业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成为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发动机。

四是持续健全风险防范体制。新常态下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宏观调控重心转向防控系统性经济风险。需要综合运用金融等各种手段，建立健全化解风险的体制机制。重点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重点风险监测、排查和整治，控制信托理财、抵押担保、贸易融资和民间借贷风险，遏制矿产资源集散地、房地产风险集中区、违法金融集结带等重点区域性风险。

总体上看，新常态下，对内对外改革开放都将呈现更高水平。但统筹对内对外两个大局，我们需要坚持“早上手、晚撒手”，“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场赛”的原则，牢牢掌握金融资源配置主动权，优先发展本土市场，提前练好内功，积极应对市场开放和国际竞争压力，站在历史高度，提升国家经济金融核心竞争力，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吴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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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末，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职保”）2.83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为3.15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为7.36亿人。医保参保率已接近100%，但是不同医保体系的支付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普惠、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将是医疗保险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第一步是统筹“新农合”和“城居保”，一些城市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统筹工作，但是还未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医保体系整合。制约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因此需要衡量我国不同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统筹方案对财政状况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老龄化率和每千人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次均住院费用以及次均就诊费用关系较为显著；笔者还利用队列要素法对我国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进行预测，并计算各种情形下三大医疗体系的缴费和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假设2015年起，“新农保”参保人员的次均就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两周就诊率、年住院率和补偿比例都和当年同年龄、性别的“城居保”人口一致，另外，“新农合”参保人员2015起个人缴费也提高到“城居保”的水平。2015年的基金支出从2758.9亿上升至4223.4亿元，除去个人缴费增加的137.1亿元，政府当年将多支出1327亿元。2013年我国公共财政支出139744亿元，若政府支出按照GDP增长率增长，GDP增长率等于生产率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这样 2015年“新农合”和“城居保”统筹引致的政府支出增加占当年财政支出的0.8%。此外，计算显示未来各代缴纳的净税额的精算现值比现存代高160.44%，如果未来代净税额不提高，政府负担将大幅提升。尽管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政府提供的补助要增加，但2015年增加的负担仅占财政支出的0.8%，短期内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从2.6044提高到2.7456，未来代负担提高14.12个百分点。无论短期或长期，整合城乡居民医保体系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可以先统筹“新农合”和“城居保”，解决农民工异地就医等问题。

“城居保”和“新农合”与“城职保”相比，待遇水平差距明显。如果前两者个人缴费不大幅提高，而“城居保”和“新农合”的次均就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两周就诊率、年住院率和补偿比例都和当年同年龄、性别的“城职保”人口一致，两者的基金支出会大幅增加 ：“城居保”基金支出2015年提高到2648.2亿元，增加1760.2亿元，2050年提高到19509亿元，增加13135亿元；“新农合”基金支出2015年提高到7376.6亿元，增加4617.7亿元，2050年提高到19437亿元，增加12997.7亿元。如果两者的待遇提高到“城职保”水平，2015年政府补助需增加6377.9亿元，占2015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95%，政府对“城居保”和“新农合”的补助要提高到2012的6.13倍，因此，两者缴费不提高，只提高待遇，短期就给财政体系带来很大压力;而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提高到3.3241，未来代的负担提高71.97个百分点。因此,不提高两者的个人缴费，只提高两者待遇，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加剧财政负担。

如果“城居保”和“新农合”的缴费和待遇水平都达到“城职保”水平，两者的统筹账户基金收支都大幅增加：2015年“城居保”基金收入从1030.2亿元增加到2133.1亿元，基金支出从888.07亿元增加到2648.2亿元，2050年“城居保”统筹账户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为7869.6和19509亿元。由于“城居保”主要覆盖城镇不就业户籍人口(不缴费)，因此其统筹账户将入不敷出。2015年“新农合”基金收入从2946.2亿元增加到9935.3亿元，基金支出从2758.9亿元增加到8217.6亿元，2050年“新农合”统筹账户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为25053和24154亿元。由于农村人口生育率较高，老龄化程度没有“城职保”严重，如果“新农合”改成“城职保”模式，除了2031-2045年统筹账户支出略大于收入，其他年份统筹账户的收入都大于支出。而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会下降到2.3562。如果两者的缴费和待遇都提高到“城职保”水平，由于“新农合”大部分年份有基金结余，反而会使财政负担下降。

通过计算可知，如果三大医疗体系实现统筹，政府财政可以负担。但是以2012年为例，“新农合”人均缴费68.5元，“城居保”人均缴费82.9元，“城职保”为单位2132.6元，个人710.9元，前两者如果向“城职保”靠拢，参保人员可能同时负担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即实现三者统筹，“新农合”缴费增加40.5倍，“城居保”缴费增加33.3倍。高额缴费使得三大体系统筹减轻了财政负担。

如果三大医疗体系完全统筹，“城居保”和“新农合”的缴费会大幅增加，而“新农合”有基金结余反而减轻政府负担，因此三大体系完全统筹不现实也不公平。如果2015年起“新农合”和“城居保”个人缴费提高到676.8元，2016年起按照生产率增长率增长，而政府对前两者的补贴不一次性提升而同比增长，2015年起两者参保人员的待遇和当年同年龄、性别的“城职保”人群一致，未来代和2010年新出生一代的代际账户值的比率仍为2.6044，长期看不增加政府负担。

综上所述，如果2015年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政府提供给医疗体系的补助需增加，但短期或长期内均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但如果保持未来代负担不变，这些负担就会转移会造成政府负担上升；如果“城居保”和“新农合”个人缴费不大幅提升，而两者待遇在2015年和 “城职保”人口一致，会大幅提高政府负担；如果三者完全统筹，新农合”和“城居保”缴费激增，高额缴费会减轻财政负担；如果前两者待遇达到“城职保”水平，两者2015年的缴费将是目前水平的8.39倍，占人均纯收入6.42%，而政府负担不会变化。

因此，目前先进行 “新农合”和“城居保”统筹是现实的，待两者参保人员缴费能力上升，将缴费水平提高8倍，待遇提高到“城职保”水平，则不会增加政府负担。

作者：蒋云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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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修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征求意见稿》），对此前发布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暂行办法》）进行了调整和补充。调整和补充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境外投资中增加了“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规定”的要求；调整了对银行存款交易对手和基金管理人的规定；在保险资金的禁止投资项目中增加了禁投“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的企业股权和不动产”的条款；明确表明险资可投资于资产证券化产品，而不仅仅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将《暂行办法》出台后新发布的一系列投资政策中的主要规定均纳入其中。总体而言，与《暂行办法》相比较，《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更加完整明确，规则更加具体精准，体现了监管部门对保险资金市场化运作必须以符合国家一盘棋战略，要与国家大政方针相一致为前提的要求。这对于进一步完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制度，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十三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将是未来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作为资金雄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自然被社会各界寄予了厚望。从保险资金运用的角度看，加大股票投资的力度，以其专业投资能力挑选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进行大比例股权资产配置，不仅对于引导A股市场进行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而且符合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资金性质要求，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长期性、战略性的资本增值机会。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来降低保险资金入市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保险公司举牌潮尤其是“宝万之争” 使保险业的股权投资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在一系列的股权战争中，一些中小险企的投资行为引发了市场对整个保险行业投资行为的质疑之声。为此，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12月专门发布了《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3号：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以此规范保险资金举牌上市公司股票的信息披露行为。在本次拟修改的《暂行办法》中则进一步明确，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的重大股权投资，应当报中国保监会核准。重大股权投资包括：对非保险类金融企业实施控制；对与保险业务相关的企业实施控制且投资金额较大；对拟投资企业未实施控制，但投资金额或比例达到相关标准，以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显然，这些监管法规的推出和实施，将会使得未来的险资举牌等重大股权投资有法可依，且更加风险可控。

其实，仔细分析迄今为止的险资举牌事件，排除个别过于激进的险企举牌行为以外，多数险资的举牌行为都并非是一时冲动，无论是从动机、时点还是从标的、战术来看，基本上都是合乎逻辑的行为。因此，多数人认为只要股权投资比例保持在监管部门规定的比例之内，控制住流动性风险就大可不必多虑。然而，逻辑合理就一定会有美好的结果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怎么看“举牌”的流动性风险？“举牌”意味着把较多的资金“押宝”在某一个上市公司，即重仓持有某一只股票，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规避流动性风险。目前险资股票股权等权益类投资占比不到25%，而且从险资举牌的标的看，主要以价值股、蓝筹股为主，故按照40%的股权投资比例为限，距离监管红线还有很大的空间。仅就此而言，流动性风险确实不足多虑。但是从险资举牌标的行业分布看，首先是房地产，之后是银行业。在2015年险资举牌的35家标的公司中，就有6家都是地产公司。考虑房地产和金融业一贯最受险资青睐，若将持股比例尚未达到5%的地产金融股也考虑进去，加上险资通过各种渠道持有的未上市地产、金融股权、股权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再加上海外投资中所持有的地产金融资产，只怕权益类投资的集中度不可小觑。众所周知，投资股票的收益和风险来自于市场、行业和个股三个层次，重仓持有的股票的流动性风险不仅包含某个公司特有的流动性风险，而且包含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因此，简单的用持股比例不足以反映某个“举牌”险企所含有的流动性风险，而保险业股权类投资的流动性总风险也不仅仅是各个险企持股比例的简单相加。要精准估算流动性风险，需要对风险进行更加全面和细化的考量。

其次，怎么看“举牌”的动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也不论动机“好”与“不好”，对于举牌险企自身而言，总归有其合乎自身利益考虑的逻辑。或者是缘于保费规模快速增长导致的资产配置压力；或者是缘于理财型保险结算利率较高而引起的资产配置需求；或者缘于大盘蓝筹股低估值高分红所产生的吸引力；又或者缘于应对“偿二代”实施而进行的资产配置战术调整，如此等等。总之，关于“举牌”动机的是是非非用“1000个人的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尽管如此，在低利率、“项目荒”、“资产荒”、股票市场优质投资品种稀缺的环境下，采取积极的股权投资策略，扩大股票投资比例无论如何都是合理合情的举牌动机。举牌作为一种积极的股权投资策略，通过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获得一定比例的股权并中长期持有，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在上市公司重大的经营管理决策和治理结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成为稳定的机构投资者就一定要取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并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可将通过积极股权管理重仓持股异化为对分散化投资策略的否定。术有专攻，业有所长，从事不同行业的企业经营需要具备特定行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经验，扮演的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而保险公司是专职从事资本经营的机构，扮演着“资本家”的角色，其特长是对资本市场趋势的把握，以及对风险和收益关系的良好判断能力，故而应专注于资本投向的配置与选择，而不是越俎代庖，通过自己的直接操作来控制甚至是管理各行各业的上市公司，去进行实体经营。作为企业管理者需要将精力和资金集中在自己擅于经营的资产方向上，而作为资本经营者则要求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以分散投资风险，这种多元化是可以通过对在不同专业化方向上经营的资产的投资实现的。因此，组合投资分散投资始终都是保险资金运用应该秉持的一贯原则。

中国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曾于瑾表示，根据2004年至2015年的历史数据统计，12年来平均股票投资收益率为12.5%，显著高于债券的4.41%和银行存款的4.37%，在保险大类资产配置中是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品种。不难预测，2016年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行和低利率环境下，相对高收益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将越来越稀缺，保险公司加大股票投资的比例将是大势所趋。尽管2015年中国的资本市场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大多数的保险机构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投资业绩。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经过多年调整后，很有可能步入一个新的上升时期。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保险机构能否重现昨日的辉煌，就要看他们的投资和风险控制的水平了。

作者：李心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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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交通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的成功案例。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1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到2014年年底，中国的公路总里程数达到446.39万公里，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七位跃居到第一位；高速公路里程11.19万公里，总里程数达到世界第一并覆盖全国90%以上的中等城市；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1.2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1.6万公里。可以说，不断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加速器”。

　　最新的“十三五”规划也强调，要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坚持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绿色化发展，建设国内国际通道联通、区域城乡覆盖广泛、枢纽节点功能完善、运输服务一体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内通外联的运输通道网络，建设现代高效的城际城市交通，打造一体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推动运输服务低碳智能安全发展。

　　毋庸置疑，良好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给我国的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如何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五年计划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不揣浅薄，对这一问题有一些初步的思考，以就教于各位专家读者。

　　一、区域间共同协调，打通“断头路”

　　不约而同，京津冀“断头路”问题成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一些媒体和代表委员强烈呼吁解决道路畅通的问题，比如有媒体指出，“一条从北京朝阳区出发，计划延伸至河北燕郊的徐尹路，刚刚跨过北京就突然停下了脚步。道路的尽头被围栏挡起，向东远望，燕郊的住宅楼近在咫尺，迈开双腿，住在那里的人要多绕12公里路才能回家。”还有媒体提到“徐尹路2010年开始招标修建、总长约10公里，到现在未能通车。而那条孤零零的京秦高速，2012年便已建成通车，却至今只能在三河境内行驶——东连不上天津、西接不上北京。”于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构想就这样在拥挤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事实上，“断头路”不仅仅存在于京津冀之间，在上海、深圳、长沙等大城市都存在这些问题，而且十分严重。显然，“断头路”的修建并非是一个技术问题，固有的行政区划可能是阻碍道路延展的藩篱之一，各地区都缺乏足够的“激励”去修“最后一公里路”。如果对照现实，这一问题也不难理解，两地间的征地、拆迁、规划差异等问题，都阻碍了“断头路”的修通。为此，希望地区间可以共同协调，尽早打通“断头路”，甚至在短期内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但从长期来看，畅通的交通必会带来“双赢”的结果。

　　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向乡镇倾斜

　　“十三五”规划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有研究表明，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对农村建设有直接的拉动作用，更有利于促进城乡间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城乡分工布局。

　　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一目标，今年的“两会”也将交通扶贫脱贫“双百工程”提上日程。具体而言，该工程计划到2020年建设约百万公里农村公路和两百余项交通扶贫骨干通道重大工程；而2016年的工作重点则是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新建改建20万公里农村公路，开工建设30个骨干通道项目。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加大力度扶持各地国道、省道的升级、路面改造和危桥改造，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财政投入，高标准地新、改、扩建一批农村公路，切实解决农村道路路面窄、路况差、养护难等问题，将会有利于农产品的外销，也会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资金、技术、人才的合理流动，改变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城乡间区域协调发展。

　　三、探索新的筹融资方式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建设周期长，需要持续的资金保障。而一些地区财政基础薄弱，融资困难，同时中央的补助资金也有限，这就大大限制了一些建设项目的推进与完善。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探索新的融资方式来拓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

　　政府可以尝试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用好车购税、养路费等交通专项税费，并以交通专项税费运期收入和交通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为基础探索建立交通行业信用体系。同时，为使交通行业能够融到足够的建设资金，融到低成本的建设资金，政府应积极推进信托、资产证券化、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搭建交通行业市场化筹融资平台。

　　总的来说，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需要三四十年才能走完的路，创造了基础设施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目前我国的交通体系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需要在区域间合作，城乡间合作以及政府与企业资本间合作三个方面多下功夫，从而让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更好地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作者：刘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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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原则，积极发展多边开放合作，促使本国经济驶入良性循环、稳定增长的快车道。这些国家法制日益健全，市场趋于规范和有序，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并且不断加强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因此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中亚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动植物资源丰富，而且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旅游业也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改善信息通信设施，同时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必将使这些国家经济焕发更大的市场活力和吸引力。而且随着国家利益交融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愿望也持续加深。旅游是传播文明、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最佳途径。中国与中亚国家同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各国一直把弘扬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丝绸之路精神作为共同历史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开展旅游合作拥有需求潜力大、坚实基础的优势。当前应抓住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全面发展的大好时机，加快中亚旅游市场开发，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旅游合作有政策保障和难得的机遇。201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表示要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中亚各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旅游资源开发工作，目前都已经制定了旅游业发展计划，确定了可持续发展优先任务，并且正在有条不紊地执行。由于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对其他相关产业和行业促进作用明显等特点，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各国旅游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必将全面促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因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发掘丝绸之路、开展旅游合作与交流恰逢其时。旅游业被誉为“永远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不仅能够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就业，而且还能提升各国的国家形象，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一举数得。

2015年北京发布“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将“一带一路”政策所辐射的64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础设施状况做了排序，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排名前三位。这进一步说明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及其辐射地区的范围内开发旅游市场潜力巨大，特别是可以依靠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辐射力将中亚整体的旅游市场做大做强。具体来讲，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的资金和管理经验开发旅游市场，不仅带动中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更可以带动中亚国家的劳动力就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中亚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这必将进一步密切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给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中亚旅游资源丰富，不仅风景秀美，充满异域色彩，而且人文风情散发着东方古国的无穷魅力。特别是中亚旅游业还处于商业化初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开拓中亚旅游市场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立足务实合作，前景看好。

不仅如此，中亚国家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大力宣传本国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景观，以期旅游业获得长足的发展。哈萨克斯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可以开发健康的、惊险的、生态的、文化的旅游资源。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地缘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拥有许多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建筑古迹，堪称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令人向往。土库曼斯坦的湖光山色和古建筑群及著名遗址举世闻名。塔吉克斯坦的地貌特征为山脉与盆地交错纵横。高山、冰川以及沿山谷顺势而下的河水构成了塔吉克斯坦独特的风景线。吉尔吉斯斯坦历来有“中亚山国”之称，全境五分之四为重山叠峦的山地，拥有高山风景和数百个高山湖泊，亟待开发旅游资源。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给中亚国家造就了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

当前中亚国家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行政办事效率偏低、合格的导游较缺乏，以及中亚本土一些旅游行业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开发力度不够，使得其本国旅游服务总量增长缓慢等。特别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旅游业刚刚起步，总体水平相对落后，不仅景点需要进一步开发，而且配套的交通、食宿等基础设施状况也有待完备。目前，各国政府已认识到了这些问题，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制定旅游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专门设立了国家旅游发展基金，以为行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采取措施千方百计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保障外国游客的人身安全，努力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加快导游人员的培养，以及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来讲，这些措施对完善中亚旅游服务业有明显效果，今后还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总之，中亚国家旅游业已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当前应顺应中亚旅游市场的发展形势，有针对性的开发中亚旅游市场。一方面，及时了解中亚旅游市场的变化，调整市场布局；另一方面，强化市场定位，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随着中国企业参与中亚国家旅游市场开发的深入推进，将会进一步改善中亚旅游基础设施、增加从业人员和游客，并将带动各国经济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

作者：孙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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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5日开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2016年要做好的重点工作，首先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强调要立足当前、有针对性地出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表明接下来政府会根据市场情况更加灵活机动地决定和选择政策方式，意味着在明确市场调控方向和任务的基础上，完善市场调控和创新市场监管将成为今后我国市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完善市场调控，标准是“活而有序”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市场调控和监管方式，归根结底就是要能够培育和创造出一个“活而有序”的市场体系，如何理解“活而有序”，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宽松的市场环境是“活而有序”的基础。所谓“宽松”是指要营造一个平等自由的市场关系。经典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是经济活动的“守夜人”，而市场活动的主角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要建立高效、透明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要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只有管得少、才能管得好。其本质可以理解为：一是要充分尊重生产者的权利，通过自由竞争，让生产者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二是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通过全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消费真正成为市场活力的源泉。由此可见，只有把市场活动的舞台回归市场主体并给予高度重视和关心，市场的活力才可能得到永续释放。

第二，高效的市场运行是“活而有序”的表现。所谓“高效”简单地说就是指市场作用的全面发挥。通常，在谈到市场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更为关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市场对供需关系的调节作用，这是通过价格杠杆的调节逐步消除市场中“短缺和过剩”现象，实现供需关系的均衡；二是市场对利益关系的调节作用，就是在不使市场境况变坏的条件下实现特定市场主体境况的好转，即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其中前者意味着宏观效率的提升，后者意味着微观效率的改善，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市场“活而有序”的基本内容。

第三，规范的市场制度是“活而有序”的保障。所谓“规范”说到底就是建立一整套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竞争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应当承认，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纯粹”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必须注意的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根本上是为了防止市场从完全竞争变成不完全竞争乃至垄断支配。对市场主体实施各种调控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不是引发新的失灵。这里，不妨把后一种失灵称为制度失灵或监管失灵。判断一个市场是否“活而有序”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是否存在制度失灵和监管失灵，这是我们今后在完善市场调控中应当时刻注意的地方。

在实现条件下，实现市场“活而有序”理念的基本途径只有一条，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大胆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38年的经验表明：解放思想是实现改革发展的一个法宝，也是指导各项工作的方法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新发展。当前，要实现一个好的市场调控和市场监管还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不断总结各地、各级市场管理部门好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总结各地实践活动中的有益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新发展思路。二是要不断借鉴各国制度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和理念，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找到完善市场调控的一般规律，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二、现阶段做好市场调控需要注意的问题

为了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和五大发展理念，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8年的基本经验，结合我国市场体系建设的特点，我们认为，在树立良好的市场调控和监管理念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注意保持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设理论和政策方向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我国市场制度建设中业已形成的基本共识和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这不仅是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梳理，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市场建设和完善市场调控政策方向的基本定位。特别是近期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判、对中国宏观经济“四个没有变”的认识、以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建设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市场活力、把握市场发展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认识我国市场体制机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和阶段特征，不断提高自觉投身于市场制度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在实践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把握建设良好市场调控机制的焦点问题和关键任务。当前，在建立良好市场监管模式和调控机制的过程中，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培育和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的自律能力和履责能力。从表面上来看，市场机制仿佛是一群杂乱无章的卖者和买者的集合，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可以发现，每个市场主体都有着内在合理逻辑和协同关系。现阶段，我国市场主体自律能力的提高较之于市场调控政策的要求已是一个短板，这也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迟迟无法回归的原因。因此，我们期待的“活而有序”的市场调控目标，不仅是商品数量和质量的均衡，更重要的是市场主体心理预期的稳定和均衡，即市场主体的成熟化。这不仅是我国开展市场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建立“好的市场调控机制”的最终目的。

作者：章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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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容易漏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社会群体——非正规就业群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就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开始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形式。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大致包括农民工、城镇下岗再就业群体、个体从业人员、家政服务人员、受雇于正规部门的临时工作人员、以及独立自主创业人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涉及的行业包括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家政服务业、物流仓储业、修理配送业、手工业、文体服务业、社区生活服务业、中介服务业、咨询业等服务行业以及建筑业和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根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占比达到了60%，是城镇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门槛更低，就业机制更加灵活，就业领域也更为广泛。非正规就业的存在对于吸纳劳动力、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增强就业市场的活力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还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该群体更容易漏出社会保障安全网：

一是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基本保障缺失。一方面，非正规就业形式具有不稳定性，许多非正规就业都不具备固定的劳动合同，就业者的权利不能充分地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不愿意为劳动者主动建立社会保险账户，部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群体构成多样，劳动收入两级分化严重，对于高收入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保障层次较低的社会保险对其缺乏吸引力；而低收入者中很大一部分人对现有的社会保险政策缺乏了解，自我风险管理意识较弱，过高的社保缴费费率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经济负担的增加和当前效用的降低，主动参保积极性不高。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非正规就业群体或主动或被动地游离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农民工群体为例，2014年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而2014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约为87%，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更是达到了95%以上。

二是地区间转移接续困难，退保现象严重。从确立之初起，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以城镇在岗职工为保障对象、基于稳定的劳动关系建立的，虽然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但仍然难以适应非正规就业这种缺乏稳定性的就业形式。同时，非正规就业者的高流动性和社会保险费的转移困难之间的矛盾大大增加了参加社会保障的成本。现阶段，各地区之间在社会保险相关政策上存在着种种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虽然一般情况下，政策允许各地之间社会保险账户的转移接续，但由于社会保险基金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政策的落实在实操中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部分转移接续难度大，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主要由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又难以保证其持续性，这样的情况更增加了处于弱势地位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对社保政策的不信任感，很多人更愿意选择获得更高的当期收入，而不是缴纳社保费用去获得不确定的远期给付。近几年来，珠三角地区出现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险“退保潮”也正是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三是社会保障管理方式落后，配套措施不完善。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是以正规就业群体为基础构建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保险的参保、管理、给付等环节上都与正规就业群体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适应目前的状况。另外，社会保障机构更多地是以用人单位为直接的服务对象，对个人参保的服务和管理明显存在欠缺。这就要求就业者要通过其所在的用人单位来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这显然不利于提高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参保积极性。同时，部分地方社会保险机构存在着人员编制和办公经费不足，信息系统落后的问题，影响了社会保障扩面的效率，也制约了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

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为非正规就业群体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针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一是规范就业市场，维护非正规就业群体参保权益。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非正规就业正规化，逐步打破原有就业市场中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的局面，重点推进正规就业部门中存在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扩面工作，给予相关就业人员同等的权益保障。同时，也需要在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对非正规就业这一概念的界定，充分研究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异同，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设计，提高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

二是优化政策设计，提升非正规就业群体参保率。考虑到非正规就业群体流动性高，收入水平差异大的特点，可以适当增加投保方式的灵活性，增加个人缴费的费率选择，逐步将非正规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社保缴费费率，降低自愿投保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障的门槛。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还应该突出重点，针对非正规就业群体最迫切的保障需求有重点、分步骤地推进社会保障扩面工作，以解决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为首要目标，逐步扩大保险范围，将其逐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三是加强财政投入，支持低收入非正规就业群体参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加大对民生等薄弱环节的支持。”从财政补贴的角度来看，政府需要加强财政对低收入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倾斜力度，对没有能力参与社会保险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实施非缴费型保障计划或者强化原有的社会救助制度，由国家财政对其基本权益进行托底，为其提供最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同时，对于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某一水平或社保最低缴费标准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在个人进行社会保险缴费时候，政府可以适当地进行补贴，帮助这部分群体加入社会保障计划。

四是完善配套措施，提高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保管理水平。现有社会保险的参保、管理和给付都是基于传统的正规就业形式的，在逐步将非正规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的过程中应该建立起更加灵活、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首先，可以对流动人口进行归类建制，确保非正规就业人员离开原有就业岗位或地区时，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能够顺利地进行转移；同时完善户籍管理制度，降低非正规就业人员在异地工作的参保和受益门槛、方便社保账户的转移接续。其次，在现有的社会保险机构基础上增加专门针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管理机构，通过商业银行等中介机构将社会保险服务向基层延伸，加强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宣传、推广和管理工作。最后，社会保障机构还应当顺应互联网+的时代大潮，升级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信息处理的能力和效率，为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扩面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我们要念之再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只有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关注关爱非正规就业群体，才能充分维护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真正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驱动力。

作者：朱南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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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5日开幕的第12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2016年要做好的重点工作，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强调要创新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意味着，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在探索更加理性有效的管理方式。事实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有限性并存，的确需要理性政府的有效管理。

一、市场的基础性体现在产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换，市场就是各类交换关系的集合。市场经济以交换为基础，现代社会又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因此人类文明的根基其实就是交换。交换是人类获取财富的一种全新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原有的以暴力、强制力为依托的无偿占有的方式的否定。交换的发展和对无偿占有的逐步取代，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经济物质基础；交换越发达，社会也就越进步。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另一条可以取代交换的发展道路，所以发展交换（市场经济）乃是所有社会走向文明的唯一选择，这也是市场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交换，交换以所有制关系的确立为前提，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即个人所有制为基础。虽然财产私有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和低效率，比如投资失败、竞争失败、经营管理不善、以及不可抗拒的经济危机等，但私有制所具有的三点优势却使得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动力：一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私有能使人勤奋、负责任，富有创造精神；二是财产私有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因为任何私有财富的增加，同时也都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任何私有财富的损失，首先是私有者的损失，其次才是社会的损失；三是私有财产是实现自由人或人的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社会的进步就表现在社会主体人的生存活动自由度的不断增加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步消失上，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个人拥有财富的基础上。因此，想要社会富裕，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在私有基础上构建整个社会进步的大厦。因此，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也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尝试、探索进而确立的正确方向，也成为改革取得重大成绩的重要原因。

二、市场的有限性需要理性政府的有效管理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交换，交换以财产私有制为前提。交换是人类理智的产物，所以交换本身需要借助人类理智的进化、培养才能成长。人类理智发展到什么水平，交换也就发展到什么水平。交换从它抛弃暴力而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体内植入了一个人类理智的基因--不懈地追求公平、公正。在这个基因的作用下，交换（市场经济）就是在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了起来。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答案就是理智政府的恰当干预。

首先，交换以所有制关系的确立为前提，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即个人所有制为基础，因此，所有制的确立和私有财产的保护需要政府，这也是政府不断出台《物权法》、《财产法》和对农村土地确权的理论基础。

其次，交换过程的公平公正需要政府维护，例如企业或个人谈判达成的各类契约的执行和违约的惩罚，都需要政府的监督和保证。

再次，虽然财产私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财产私有不能自动保证社会在一个能被大家都接受的分配格局中发展，财产私有必然造成社会贫富的两级分化，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对私有财富进行再分配调节，这也是政府不断调整税收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

最后，交换这种行为也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对社会的影响是多面性的，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当这些问题被社会越来越认识和重视后，无论这些问题性质如何，对社会而言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都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调节和管理，对于利大于弊者给予提倡和鼓励，对于弊大于利者要及时采取制止、惩罚、补偿等措施，以保证我们生存的社会、自然环境和谐优美。

总之，市场是人类社会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或方面，像其他诸如政治、法律、婚姻、宗教等方面一样，都是政府管理的对象。市场制度的本质并不在于能使经济自我调节并保持最佳状态，从而实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资源优化配置”，市场制度的本质在于能产生经济的动力和活力，从而把创造社会财富的水平不断推向前进。所以市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例如贫富差别、环境破坏等等。但这些问题是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市场制度自身无法克服和解决的，这时就必须要政府这个调节者。也就是说，市场并不能保证实现所谓的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并不是市场的本质；同样，政府的直接管制、禁止也同样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手段，例如政府禁止污染环境、制定工业排放标准，倡导绿色发展，都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也是优化配置本身。所以，没有理性政府的有效干预（其实是保护），社会就没有任何有益的经济行为的发生。但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没有别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构建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交换）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人的创造力，就没有民主社会的诞生，就没有人类今天的文明；任何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都必须遵从交换所开辟的人类发展之路。政府强调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确实也是一条正确且必须的管理道路。

作者：陈秀兰。浅谈有限市场与有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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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已成为重要的国家资源，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时代发展进程，催生新的模式和业态。从世界工业革命发展历史来看，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煤炭为基础、以蒸汽机和印刷术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石油为基础、以内燃机和电信技术为标志，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核能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那么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可能将会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以大数据为标志。以美国、英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欧盟等国际组织，都已从政府和组织层面将大数据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为国家大数据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另一种较为新颖、重要的大数据发展模式——“+互联网”模式。如何根据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状况，科学遴选相应的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互联网+”和“+互联网”两种模式的异同

关于“互联网+”的内涵，2015年7月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给出权威界定，即认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带来的新商业模式和业态，将激发着社会和市场的潜力、活力，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

“+互联网”的概念是由于术语较新，所以其内涵不存在通用一致的界定，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比较匮乏。一般而言，“+互联网”主要是指传统行业以既有业务为基础，主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理念，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的发展模式。德国的“工业4.0战略”、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模式，以及国内苏宁电器在近些年的转型发展模式，都可以大致认为是“+互联网”模式在具体领域的应用范例。

“互联网+”与“+互联网”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方面“互联网+”侧重于从线上到线下的过程，而“+互联网”则侧重于从线下到线上的过程；另一方面，“互联网+”具有新技术优势、体制机制优势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容易产生爆发性增长，而“+互联网”拥有存量优势、行业标准优势和公信力优势。

对于国家大数据发展而言，“互联网+”与“+互联网”两种应用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应用模式，是指那种“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无技术障碍地获取、存储、分析处理数据”的模式。比如，对于淘宝、天猫、京东、1号店等电子商务网站，其商品的分类、价格等数据，公众均可以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动态获取、存储，进而可以在线下进一步清洗和挖掘。而“+互联网”应用模式，则是指那种“数据原本存储在各个部委、企业、家庭等单位的数据库，社会公众无法在线获取、存储、分析处理，但这些单位主动将数据上线，进而使得社会公众可以无技术障碍地获取”的模式。比如，某科研机构部门利用科研专项基金，开展了一项关于居民消费支出情况的调查，取得了很多家庭的微观数据。这些数据完全可以存储在该机构的数据库中，不允许外部研究者使用。但如果该机构主动将这项调查数据对外公开、共享，则这种模式就可以认为是“+互联网”模式的一种具体应用。

二、国家大数据战略发展模式的选择

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模式，不宜只集中在“互联网+”，而是应当同时推进“互联网+”与“+互联网”，且在目前政府可用大数据源较为匮乏的情况下，应该给予“+互联网”模式更大的重视力度，积极打破信息共享壁垒，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互享，更好地打造政府数据来源的新兴之轨，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支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当前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可为国家所用的数据源较少，“+互联网”有助于迅速扩大国家可用的数据源，更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聚合价值。目前国家大数据的数据源主要包括行政记录数据、商业记录数据、互联网与传感器数据三大类。除了部分行政记录数据，以及部分基于“互联网+”模式的电子商务交易数据、社交网数据、媒体数据可以无技术障碍地获取以外，其余数据均需通过“+互联网”模式导入到互联网，才能成为政府可用的大数据源。事实上，尽管当今社会逐步迈入大数据时代，但通过常规工作流程从住户、企业等部门获取数据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已有的行业企业数据资源均立足行业企业本身的标准，彼此之间存在口径差异（比如阿里巴巴集团和1号店对各自线上零售品的分类），形成了众多“信息孤岛”， 无法形成数据合力，产生更大价值。因此，做好“+互联网”是实现“互联网+”计划的重要前提之一。

此外，笔者重点以商业记录数据为例进行考察发现，目前其数据源应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整合行业企业内部的各种数据源，通过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从而开展大数据应用；二是积极借助外部数据（主要是互联网数据）来实现相关应用。但是，现有的数据源中，仍然以机构内部数据为主（比例普遍超过50%，多数行业超过80%），原因主要是数据的开放和交易尚未形成市场主流形态。以国内主要的电子商务交易行业企业为例，虽然目前推出了很多价格指数等大数据应用成果（如1号店指数以及阿里巴巴网购（全网）价格指数等），但这些成果基本都是为企业服务的，由于法律和数据交易机制不健全，这些企业的交易平台在开放交易数据方面仍然持谨慎态度，严重限制了大数据的聚合发展，彰显当前促进“+互联网”模式发展的迫切性。

第二，着重支持“+互联网”模式，有利于数据溯源，辅助甄别数据类型，保护用户数据所有权。国家大数据的来源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普查、户籍、社保、医保、电信、金融等传统结构化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后形成的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二是基于互联网、传感器、GPS等现代信息技术产生的新数据，如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社交媒体产生的数据。由于数据来源类型多样，所以有必要利用数据溯源技术，记录数据的来源、所有权及其传播、变化过程，据此可以方便地验算结果的正确性，或者以极小的代价进行数据更新，并为数据挖掘与应用提供辅助支持。“+互联网”模式的从线下到线上的典型特征，可以很好地满足数据溯源的需求，通过数据来源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地清洗和校正，提升数据挖掘与建模时的科学性，并使得数据的所有权得到维护，这还会进一步促进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互联网”模式有助于在“互联网+”模式的基础上，从多种角度评估政府数据质量，同时还可以强化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时把握社会舆情。对政府数据质量科学评估，既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关系到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切身利益，更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对政府数据质量评估的方法主要包括逻辑检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核算数据重估、统计分布检验、调查误差评估等方法，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是侧重于统计方法的研究，缺乏从大数据源角度的研究。“+互联网”模式鼓励更多的数据生产主体，包括研究机构、企业、个人等主体，从多种角度公开数据源，为研究政府数据质量问题提供更多样化、更详细的数据。如果基于“+互联网”模式的数据源进一步增大，则更有裨益。因为对大数据应用而言，数据量通常需要超过一定规模，这是由于利用大数据建模预测时，需要对数据反复进行训练，以便找到拟合更好的训练模型，因此用来训练模型的数据总量必须要足够多，如果少于一定规模，就会出现所谓“过度拟合”（即为了得到一致假设而使假设变得过度复杂）。此外，大数据中的噪音数据往往会以有意义的模式出现，从而会绕过普通训练模型的监控，这就需要更大的数据量进行矫正。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中可用数据源增多，社会公众会从各个角度对政府数据进行评价，在人人均可为自媒体的互联网时代，这些舆情对政府工作具有较强的监督功能，倒逼政府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和数据质量，多年以来政府的实践工作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无意于绝对否定或肯定“互联网+”和“+互联网”这两种模式中任何一种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启示研究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更为合适的发展模式。从数据应用的角度而言，“互联网+”和“+互联网”两种模式之间诚然存在分歧，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促进线上线下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有效聚合，消除数据信息壁垒，从而发挥大数据本身的巨大价值，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何强。北大经济学院博士后、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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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自此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2016年“两会”期间，精准扶贫被多次谈起，2016年3月8日习近平同志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重申了精准扶贫的思想和理念，强调精准扶贫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意义。所谓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通俗来讲，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实施精准扶贫、助力全面小康，不仅是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扶贫开发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贫困是个人能力的函数，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函数

精准扶贫的起点在于明确贫困居民的致贫原因，从而针对特定的原因制定特定的扶贫措施。理论界对贫困的原因一直有着激烈的论争，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产生的根源最终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能力的缺乏，二是能力的剥夺，重建个人能力就成为反贫困的重要策略；西奥多?W·舒尔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贫困产生的原因，认为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此处的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从社会的角度看，穷人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足是贫困产生的根源，从家庭的角度看，父母对子女教育等的投资不足是导致下一代继续陷入贫困的根源，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就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首要选择。

不管是阿马蒂亚·森还是西奥多?W·舒尔茨，他们都强调了个人能力是贫困产生的根源，可以说，贫困是个人能力的函数，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函数。精准扶贫理念正是认清了这一点，注重从培养个人能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效率。首先，精准扶贫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摒弃了过去的“输血”式粗放扶贫，注重对贫困居民“造血”功能的培养，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贫困问题，力争杜绝脱贫之后返贫现象的出现。其次，精准扶贫力争让贫困居民明白“家有千金，不如薄技随身”的理念，这一政策不是直接给贫困居民资金，而是为贫困居民私人订制脱贫项目，从初级教育、技能培训和项目规划等几个方面培养贫困居民的个人能力，不但要求其在物质上脱贫，也争取其在个人能力上得到提升。

推进精准扶贫，警惕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精准扶贫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于国，通过这一反贫困政策最终建成小康社会能够改善我国国际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于民，这一政策注重提升贫困居民的隔热能力，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个人素质。然而，在推进精准扶贫政策时，我们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这一政策服务。

首先，注重效率而欠缺公平性。推进精准扶贫要加强制度理念的宣传，让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真正理解这一政策的目的和用心。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政策固有的准则使得其缺乏一定的公平性，这本来就是为了扶贫的高效率，但低公平性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思想有一定的冲突。笔者在西藏日喀则市走访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案例，某村的驻村工作队根据国家精准扶贫的标准认定7户居民满足条件，但在上报的时候遭到全村其他居民的全部反对，理由是为何只有他们7家享受国家这一政策而其他家没有，村委会开会决议，要么国家把钱下拨给这7家之后全体村民平分，要么为了村庄稳定放弃精准扶贫的机会。平分精准扶贫款和国家的政策相违背，显然不可行，最后为了村庄的稳定不得不放弃本村精准扶贫的机会。这种情况在老少边穷地区普遍存在，有些地方甚至会因为精准扶贫出现恶性事件，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作人员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村民并不能明白国家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加强宣传和教育，提升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为精准扶贫计划的推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其次，要保证政策实施的客观公正性，杜绝“拉关系”、“走后门”等现象出现。精准扶贫从重塑居民生产生活能力的角度展开反贫困工作，资金支持额度一般以寻找的合理项目为依据，比如种植、养殖、小型加工等，这样一来，项目预算就会比较高，对扶贫对象的争取就较为激烈，有些地区的工作人员本着“指标给谁都行”的理念，无形中会关照那些关系好的居民。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很容易产生邻里矛盾和官民矛盾，导致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要做到客观公正，同时，政府对这一政策的推进和实施要进行合理的监督。

最后，要注重对扶贫对象的后续跟踪，对精准扶贫的效果进行合理的审核和评估。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把扶贫款下拨就能结束，而是需要长期的跟踪和评估。笔者走访的时候也发现这样一个案例，根据相关标准，某村确定了扶贫对象，计划扶植其进行养殖项目，为其购置了牲畜幼崽并完善了必要的养殖条件和环境，扶贫对象也承诺好好进行养殖工作。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后续的发展让人意外，工作组走了之后扶贫对象吃掉了牲畜幼崽，卖掉了能卖掉的一切，随后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类似的情况在贫困地区时有发生。解决此类问题，要求基层工作人员一方面加强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扶贫工作的后续监督和效果评估，力争精准扶贫真正做到了扶贫。

总之，精准扶贫以提升贫困居民的个人能力为起点，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精度和准度，也提高了反贫困工作的效率，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在精准扶贫政策推进的过程中，要防止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力争扶贫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完颜瑞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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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是产学研的重要载体。高校通过科研活动和项目承担产生大量的创新知识和技术，进而通过专利权的转让许可、技术作价入股、创办企业等形式，推动技术进入应用性试验，形成创新工艺和创新产品，最终实现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创新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和推动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高校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近十年来，我国高校研发经费开支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GDP，高达19.68%，代表科技创新成果的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不断创出新高，2002年高校发明专利申请量为4677件，授权量为881件，分别占我国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和授权总量的5.83%和4.10%，到2014年，高校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提高到93415件和39468件，在我国同年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和授权总量中的占比上升到10.06%和16.92%，2002年至2014年的12年间，高校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年均增长为28.97%和40.36%，占比的年均增长率为5.06%和13.34%（详见图1）。高校通过发明专利积累起来的创新知识和科技成果，为我国实现从要素拉动的经济增长向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变、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国高校技术成果的转让并没有取得与产出同步的增长。2002-2013年间，高校专利转让年均增长率为17.52%，远远低于同时期专利申请量（33.70%）和授权量（37.91%）的年均增长水平（见图2）。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在2005和2004年超过了美国，但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却远低于美国（叶静怡等，2015）。高校专利技术的研发和专利的维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如此高比例的专利仅仅成为课题或项目完成的标识而被束之高阁，未能通过转让、许可、技术作价入股、创办企业等形式得到应用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对我国高度稀缺的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难题，我国学界和决策层一直在进行各种探索。2015年8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转化法》）以及2016年3月2日公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下文简称《规定》），在促进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技术转移、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营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良好环境三个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探索和改进，是在近年来学界和决策界关于高校技术转化转移探索的基础上，抓住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中的核心关键，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高校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职务发明所有权和披露制

我国高校专利归学校所有，不存在归属权不明确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等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高校教职员工在执行本校及其所属单位任务，或主要利用本校及其所属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或者其他技术成果，无论个人独立完成的，还是团队合作完成的，无论研发资金来自中央、地方政府，还是来自企业或个人，都属于学校职务发明创造或职务技术成果。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归属权是学校，专利权被依法授予后由学校持有，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由高等学校享有。

为保证学校拥有员工职务发明的所有权，保护学校的知识产权，避免由于员工在其他单位兼职所带来的产权边界模糊和可能的纠纷，学校有必要在聘用合同中提出发明所有权属于雇主的明确要求。同时，为避免多方合作项目中非本校在职员工参与者（如学生、临时聘用人员）对发明所有权的索取，学校有必要要求项目参与者签订权益转让协议，以保证利用学校资源、设备、场所和正常工作时间所产生的发明归属学校。

及时了解在职员工的研发进程和成果，是高校加快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的必要条件，为此，学校有必要建立职务发明披露制度。披露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职员工的发明和成果向学校相关机构披露，另一是学校相关机构把职位发明和专利的转移转化情况向发明人的披露。具体地，学校要在聘用合同中明确规定教职人员应及时向学校有关机构汇报研发成果，包括发明的具体信息和后续研发活动设想；学校建立一个研发成果和发明信息系统，发明人通过该系统进行成果和发明披露，学校主管技术成果转移的机构通过此系统披露技术成果和发明的转化转让许可、技术作价入股、创办企业情况。发明成果和转移转化进度披露制度的建设和严格执行，是提高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率的必要条件。

技术成果转化机构

享有职务发明专利所有权的高校，同时也就是技术成果转化转让的责任主体，政府对高校落实这方面的工作不设置任何障碍，高校“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不需审批或者备案”（《规定》）。目前我国部分大学建立起自己的技术转移机构，部分技术转移机构以校办企业的形式存在，将学校内部分散在各系、实验室的技术成果集中起来，由学校技术转移机构统一进行转化。在教育部直属的64所高校中，有41所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被评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不同批次）。为什么有的高校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高校的技术发明和专利数量并不多，独自设置技术转移机构必然带来成本过高和专业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叶静怡等，2015），因此，通过委托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或者若干高校联合共建技术转移机构，就成为部分高校降低转化转移成本、提高专利技术转化率和转化收入的组织选择。

高校专利技术成果转化是一项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包括向业界披露技术发明、对发明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和营销、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的协议谈判、监督协议执行和收益分配等等。在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率远比中国高的美国，一些典型的技术成果转化机构的人员投入都在40人以上，有的高达70人以上，机构内有明确的部门和领域分工，每个领域都落实到个人，人员的职责明晰，专业化程度高。

我国许多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曾经是学校的一个行政部门，行政人员在机构中仍然占据很大比例，国内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多是科研单位的附属部门，指派2、3个行政人员管理”（邸晓燕等，2011），普遍存在人员投入尤其是专业化人员投入不足，机构内部不能形成专业化分工，从而难以胜任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成果转化工作等问题。比如，根据各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网站公布的信息，很多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的人员投入量都在10-20人左右，还有的学校不足10人。又如，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内部分工极为有限和初步，在41个隶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国家示范技术转移机构中，仅有部分机构的网站公布了部门分工信息，许多技术转移中心仍然仅仅由学校科技处里的一些行政干部兼管，没有专业人员和专业分工。技术转移机构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拥有一支科技成果转化转让的专业队伍，其成员分别具备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背景、判断技术专利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能力、技术许可转让合约的相关法律知识、市场营销能力和谈判技巧，技术转移机构才能名副其实，才有能力担当起技术转化转移的责任。

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制度

要促进高校技术成果转化转移，激励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必不可少，从目前改革方向来看，重点涉及三方面变革，即科研绩效评价制度、转化收入分配制度和人才流动制度。

第一，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改革。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科研绩效考评只关注学术论文发表、项目申请、专利申请等，不考评科技成果的转化转移情况，学校对自身资源的配置就会更多地倾向前者而忽略后者。如果高校对教职员的科研考评指标中只有学术论文发表、项目申请、专利申请等，不考评专利的许可或转让，那发明人就没有激励协助学校技术转移机构做好后续的技术开发和许可转让谈判，必然导致专利转化效率低下的不良结果。要改变我国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国务院在《规定》中已经明确了这一改革方向，指出今后相关主管部门对单位进行绩效考评时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作为评价指标之一。随着科研绩效考评体系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到高校的推进，势必诱发出高校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的新动力。

第二，激励兼容的收入分配制度建设。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转让，需要调动学校、发明人、技术转化机构和专职人员等各方积极性。国务院在《规定》中对技术转化转让收入分配给出了方向性、底线性政策：在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净收入、作价投资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获得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他们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这一规定大大提高了发明人和团队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收益比例。在国务院设定的奖励框架下，高校所面临的成果转让收入分配中更为具体的问题是，职务发明人和为转化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如何分配他们共同获得的不低于奖励总额50%的收入？剩余的不高于奖励总额50%的收入如何分配？换言之，转化转让收入如何在发明者、院系、学校技术转移机构之间进行分配？显然，各个高校需要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具体分配方案，可以是固定比例分配制，也可以是分段比例制，或者其他，无论采取什么分配制，都应该遵循合理、可行、明确的原则。责权利明确、激励兼容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势必能提高大学专利技术成果转化的效率。

第三，科技人员人才流动制度建设。科研人员流动包括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进入企业兼职或者直接创办企业和企业研发人员进入高校兼职两方面内容。但前者更关乎成果转化问题。之前，高校的教研人员如果全职离岗创业便成为“下海”人员，很难保留在学校原有的编制和待遇。而创业本身是风险性极高的活动，所以，高校的科技人员出于对风险和未来职业的考虑，利用已有成果进行创业的积极性并不高。《转化法》及其《规定》对此进行了大幅度的制度改革，《规定》指出“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征得单位同意，可以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离岗创业，在原则上不超过3年时间内保留人事关系，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这一制度调整，大大解决了科技人员离岗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后顾之忧，激发了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几个待思考的问题

2015年以来，通过新《转化法》及其实施规定和细则，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和制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在制度层面破除了一些长期以来阻碍成果转化的痼疾。但转化领域的制度变革往往需要其它领域协同的制度调整以及基层组织相应完善的制度设计才能充分发挥效能、避免制度空转，同时避免可能导致的不良作用。目前，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相对较粗，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中可能遭遇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及时解决。

一是政策协同问题。例如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当科技人员将成果奖励作价入股时，往往需要交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但此时的奖励只是无形资产，因此，可能导致无法注册成立企业。上海出台规定，提出在提供证明材料的前提下可以暂缓缴纳个税，但证明材料中却包含着已经被有关部门宣布作废的材料，因此，又导致无法出具证明。这些问题都表明，要想使转化政策的效果发挥，需要税收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协同性制度调整。

二是政策细化问题。例如，《规定》表明高校的科技人员可以离岗创业，并保留人事关系，但具体在离岗创业期间的绩效考核、职称晋升评定和工资福利等权利和责任方面仍需细化，又如，将成果转化纳入职称评定体系时，成果转化如何考核、如何与论文发表体系整合等具体操作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细化责任既涉及地方政府也涉及高校自身，在规则未明确和细化之前，政策的激励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可能会引发一些负面作用。

三是政策的挤出效应和副作用问题。挤出效应主要指科技人员自己转化对高校转化机构的挤出。因为现有的政策激励偏向个人，导致个人跳过高校转化机构、直接进行转化的激励提高，这不同于美国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机制，可能导致对高校转化机构的挤出。而在高校未明确兼职时间等事项的情况下，高校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可能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任务，而这一现象已经在某些高校出现。因此，统筹考虑，尽快建立起高校层面明确的实施细则，对于防止一些可能的负面作用十分紧迫。

作者：叶静怡 杨洋 韩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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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传统能源进行“清洁替代”以成大势

能源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几十年来，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稀缺问题以及使用传统能源所导致的环境和气候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传统能源进行“清洁替代”以成保障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势。

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是我国发展替代能源的重点方向之一。我国“十一五”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生物质能源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法规政策，“十三五”期间我国仍然面临着稳增长的压力，发展清洁能源将成为我国应对传统能源短缺，污染问题的主要思路之一，生物质发电等领域相关投入有望大幅提升。

二、“替代能源”开发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我们以生物质能为例来阐述“替代能源”开发面临的不确定性。

目前似乎存在着普遍的共识：生物质能具有可再生性、清洁性、经济性等多方面的优势，既能缓解传统能源供应紧张问题、优化能源结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又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减少雾霾、改善生态环境，还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然而，随着生物质能的崛起，由开发生物质能所导致的问题和矛盾不断暴露，开发生物质能这种以增加替代能源供给的政策思路也面临着种种潜在的风险。

我们通过广泛研究多国的案例，从环境资源效应、社会经济效应和政策效果等方面对开发生物质能的综合效应进行了多方位的评估和分析，发现：

（1）生物质能是否可再生、是否清洁、对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等问题都还存在不小的争议：

生物质能的可再生性取决于其整个开发生命周期过程中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程度，其可再生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开发生物质能地域的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等，所以现有研究也暂无定论。但众多研究表明，生命周期评价边界越宽，研究结果表明生物质能的可再生性越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生物质能甚至是一种完全不可再生能源；

现在对于生物质能的清洁性还存在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生物质能是释放CO2的化石能作用的逆向过程，是一种清洁能源。但仍有证据表明，生物质能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清洁，一方面生物质能原料种植阶段将破坏碳汇、释放碳封存量；另一方面对其副产物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碳排放，而且技术落后的国家开发生物质能产生的温室气体要远远高于技术发达的国家；此外，有些生物质能（如生物柴油）还会导致更多的氮氧化物排放。而且，化石能源与生物质能的竞争将降低化石能源价格，从而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

生物质能对水资源的影响体现在对水资源的消耗和水质的污染两方面。有些研究认为，大力推进生物质能将会使淡水资源受到严重威胁。

开发生物质会占用空间、破坏土地、水体，从而破坏陆地及水体中的生物多样性。

（2）我们从开发生物质能对收入及就业、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开发生物质能的经济成本三个方面进行了生物质能的社会经济效应分析。总体来说，开发生物质能的社会经济效应也是不确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方面，开发生物质能在短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生物质能的市场很脆弱，开发生物质能对国民收入以及就业水平的影响并不稳定，农民和很多相关经济体要承担很大的市场风险。

尽管有学者坚持可以利用“边际土地”种植能源作物，但生物质能“与粮争地”、“与粮争水”的现象广泛存在，不少学者坚持开发生物质能会加剧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此外，“人车争粮”的问题将使穷人的面包变成富人的汽车燃油，必然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主流声音认为开发生物质能会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波动上升，严重削弱全球减贫的成果，使更多的人陷入贫困的境地。

即便只考虑开发生物质能的经济成本，也并不能得出生物质能就比石油等传统能源更为经济划算的结论。开发生物质能的经济成本地区差异很大，在美国、巴西开发生物质能的成本低于国际油价，短期能够获益，但在欧洲等国，开发生物质能可能无利可图。对一些资源禀赋不足或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发生物质能也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三、能源供给侧亟需改革

根据能源供需矛盾解决的着手点进行分类，能源管理可分为供给管理（Supply Side Management, SSM）和需求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供给管理是从能源供给的角度出发，对能源的生产者施加影响以保证资源的有效供给，将供需矛盾的解决方式重点放在资源的供给上。供给管理的主要方式是能源替代和贸易替代：能源替代主要是寻求替代性能源，实现能源利用的多元化；贸易替代则主要是通过进口能源及产业转移两种方式进行。需求管理由Clark Gellings于1984年正式提出，概括而言，需求管理是指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等措施规范使用者行为，提高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高能耗行业的依赖。

发展中国家进行能源需求管理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高能耗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一味强制淘汰或限制必然导致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产品的供给不足，直接影响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管理方式从供给管理转变为需求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得仰赖供给管理的思路。然而，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开发生物质能等可新能源以增加能源供给这一思路确实面临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也亟需进行供给侧的改革。

首先，需事先开展系统、科学的评估。生物质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基于我们的研究可知，开发生物质能等能源替代战略并不是一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我们应当理性对待替代能源的发展，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情况系统评估开替代能源的各种优劣，因地制宜，冷静而审慎地做出决策，不能盲目跟风；

其次，技术和研发等供给先行。像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替代能源的“清洁性”、“可再生性”、“生态友好性”都必须以先进的技术水平为保障，否则可能只实现了消费终端的清洁和可持续，而把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留在了生产环节，造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假象。因此，政府、机构、社会应先加大对新能源技术和研发的支持。由于开发成本高居不下以及传统能源价格的波动等因素，替代能源的开发面临着极大的市场风险。为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替代能源的技术研发等行业，一方面要完善健全相关市场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起配额制等具有法律保障性和补贴等具有激励性的机制，保障创新性资本的基本利益。

再次，不能盲目“以需定供”。开发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之类的能源供给管理思路是为满足需求而采取的外延式、粗放式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将助长各行业的能源消耗，不利于形成倒逼机制，促进高能耗行业进行体制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能耗效率。最关键的是，若不控制能源需求，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都会从相对稀缺最终过渡到绝对稀缺。由于生物质能等替代性能源的可再生性受多种因素影响，最终也会达到供给的极限。因此，要以逐步提高行业能耗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化石能源的“清洁替代”，促进各行业自我更新改造，提升行业能耗效率，为国民经济增长注入长期的动力。

作者：季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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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是指伴随资源开发而兴起的城市或者在其开发过程中，由于资源开发促使其再度繁荣的城市。资源型城市可分为：新建城市、成长型城市、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四种类型。

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长期以来，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地，这些资源型城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加上资源价格的不断下跌，导致了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失速、地方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失业人数增多、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区域性和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陷入“矿竭城衰”、“矿竭城亡”的窘境，其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中 79.3%属于成熟型与衰退型城市，与世界发达各国相比，我国资源型城市进人枯竭阶段显得更为集中，凸显出了爆发性的特点。因此其转型波及面广、影响面大。

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是应对“三期叠加”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促进百姓全面受益，更好地体现改革含金量，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面临的困境

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困境。我国棚户区需要改造任务重，全国尚有近7000万平方米棚户区需要改造；沉陷区治理面积大，全国约14万公顷沉陷区需要治理；失业和低保人数多，全国 262个资源型城市中，仅失业矿工人数就达60多万，城市低保人数超过180万。

资源接续和区位发展困境。随着矿业的持续发展，资源必将面临枯竭，城市有可能出现矿竭城衰，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矿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耗竭问题，资源接续面临困境。同时，由于资源型城市多是在资源开发利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源禀赋及分布状况决定了资源型城市的地理位置多深处内陆地区或边远的荒漠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和国际国内城市，导致了区位发展也面临困境。

“资源诅咒”困境。单一的资源型经济结构容易导致资源丰裕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行为几率增大，造成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使资源丰裕地区患上“荷兰病”，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弱质化困境。资源效益与经济效益错位, 造成经济发展的造血能力不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按指令性计划向加工型地区低价调出资源产品, 又高价返销轻工产品，利益双重流失，造成经济发展底蕴不足。市场经济时期, 国家提走大部分税收，国内资源价格长期背离价值规律运行，企业发展体制约束多，造成经济发展活力不足。

产业锁定和路径依赖的困境。由于资源禀赋的优越和资源开发初、中期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资源型城市普遍锁定了以矿产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产业链条过短，专业性分工很强，城镇从业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从事资源开采业、资源加工业和相关的其它产业，因此产业锁定效应明显。同时，产业发展对资源的路径依赖性强，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采掘业占二次产业的比重超过20%，现代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处于起步阶段。最后，先天优势转变为劣势的态势突出，经过一段时期的开发之后，特别是在开发后期，资源开采成本增大，由于产业链条过短，而且路径依赖严重，加之资产的专用性较强，容易陷入“矿竭城衰”的不利局面。

产业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扶持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支持力度不足，导致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 新上项目建设水平低，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上马多，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积累能力弱，经济底蕴不足、配套条件差，造成新兴产业发育先天性贫血。

要素集聚和流动困境——资金附着性强、流转难的困境。新建城市时期，资金投入大于产出，无力抽出资金发展其他产业；成长型城市时期，资源型产业发展处于投入产出比不断提升期，资金不愿意转向其他行业；成熟型城市时期，资源型产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盈利能力较强，资金不愿意转向其他行业；衰退型城市时期，资源型产业通常处于亏损状态，难以抽出大量资金发展其他产业。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

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和健全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支持的资源型城市的社会保障机制，对资源型城市中各类生活困难人员实施分类施助，对工矿城市下岗失业工人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实现再就业，在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方面，适当降低缴费标准，采取低水平广覆盖的模式，鼓励下岗失业人员续保。

重点做好矿区土地整理，注重发展资源的合理接续。可通过对城区土地的功能划分发展宜居城市，通过对矿山的再开发发展工业旅游，通过对矿区塌陷区的土地复垦发展现代农业、光伏等其他产业。

创新体制机制。全面考虑市场供需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补偿成本等因素，构建完善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型城市开发利用补偿机制，一方面，监督资源开发主体承担资源补偿、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等方面的责任，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资源开发收益向资源型城市倾斜，对资源衰竭的城市，国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法律完善的基础下，大力推进减政放权，充分尊重市场意志，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推动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多元化和接续产业选择。

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科学发展。对资源型城市而言，急需加强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的研究，将生态环境的损害纳入考核体系，改变唯GDP为主要目标的考评体系。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内生增长。以产业重构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核心内容，鼓励环保、低碳产业发展，尤其可大力发展与本地区资源相关的循环经济。

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我国资源型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有交集，必须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

作者：李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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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友谊纽带、共同繁荣之路。“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体系由欧美主导，但是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份额不断增长，使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WTO近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成为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占据全球贸易的40%以上，到2030年该份额将升至57%。 基于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变革，“一带一路”以全球视野的区域合作构筑了贸易模式转型与升级的新思路和新框架。

一、“一带一路”突破传统贸易模式的内生障碍

“二战”以后的70多年来，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一直致力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多哈回合的困境揭示了传统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推进已经十分艰难，获利空间也相对有限，还存在一些非常敏感、难以攻克的堡垒——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问题。对于劳动密集型大国而言，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理论提出，如果符合四个前提：经济增长偏向出口部门、出口市场上本国（地区）商品需求弹性非常小、该国（地区）是贸易“大国”、国民经济对其产品出口存在高度依赖，贸易的扩大可能产生福利恶化的结果。

“二战”以来区域合作的发展始于欧洲发达国家，欧盟一体化进程遵循着从商品合作（关税同盟）、商品+要素合作（共同市场）、到货币政策的统一（经济同盟）的发展逻辑；传统的区域合作理念通常认为，区域合作集团需要有发达国家作为凝聚的核心方能得以巩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通常作为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往往会因为缺乏核心凝聚力而走向崩溃。

“一带一路”拓宽了合作基础，创新了合作机制，为升级版的贸易自由化开辟了途径：一方面，“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强调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基础，为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导合作机制创新，突破传统的从货物贸易自由化、要素流动自由化到经济政策协调化的合作路径，结合沿线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助推全方位合作的进程。“一带一路”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区域合作框架，突破传统贸易的内生障碍，超越传统合作的路径依赖，为沿线经贸增长和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一带一路”超越传统产业转移的外生动因

“二战”以后世界产业重心不断转移，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外生给定的国家比较优势和产品技术周期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初始期产品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技术垄断权，具有研究开发优势的领先国享有产品的比较优势；成长期技术开始扩散，其他工业国家也掌握了技术，以其雄厚的资本和规模经济获得了产品的比较优势；成熟期技术已经普及，规模达到了饱和点，发展中国家也掌握了技术，以其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获得了产品的比较优势。根据这一理论逻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制造大国”是产品生命周期运作的结果，但总会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

布瑞齐斯(E.S.breais)、克鲁格曼(P.Krugman)和齐东(D.Tsiddon)提出的“蛙跳模型”将“干中学（learn by doing）”作为内生化的技术力量研究技术领导权的转移导致后起国家超常规的发展和赶超先进国家的现象。“蛙跳模型”有四个前提条件：第一，领先国与后起国之间工资成本差异足够大；第二，相比老技术而言，新技术在起初时效率较低；第三，旧技术的经验对新技术并不重要；第四，新技术最终比旧技术有显著的生产率增进。“蛙跳模型”认为：领先国在旧技术上有学习效应，其生产率比新技术初始生产率高，故它会选择继续沿用旧技术；而后起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它可以一开始就选择新技术，从而在未来取得技术优势；技术领导权的转移使后起国逐渐赶超先进国。

“一带一路”有助于充分整合沿线资源优势，统筹中国国内区域开发开放与国际经贸合作，突破传统产品生命周期，推动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的优化组合。

三、“一带一路”助推现代贸易模式普惠发展中国家

在对国际贸易中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Bowen、Leamer和Sveikauskas对27个国家和12种生产要素进行了检验，发现2/3的贸易仍然是在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的框架下进行的。按照H-O模型，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应当是要素差异显著的发达国家，贸易模式主要基于传统的南北贸易。然而，传统 H-O模型下的贸易模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双赢”结果是有条件的（严格的基本假定）、要素充裕程度的相对性带来了贸易的可替代性；Stolper-Samuelson定理、福利恶化型增长的隐患揭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福利状况的担忧；特定要素模型分析了短期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奖出限入”的政策导向。这些瓶颈客观上阻碍着H-O模型下世界贸易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现实中频繁的贸易摩擦。

随着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作为分工细化、规模经济更加深化的贸易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得逾加频繁，并受到学界的瞩目和重视。“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体系由欧美主导，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的一个变化过程。产业内贸易作为贸易商品种类愈加丰富、国际贸易交流愈加深层次、规模经济愈加强烈地发挥作用的在贸易模式上的一种体现，是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所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内贸易通常与发达国家的垂直分工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从理论到实践尚不完善，这一现代贸易模式事实上并未充分惠及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型两种模式下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难以真正享受到现代贸易模式的福利。

“一带一路”构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核心区，改变传统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通常作为外围的格局，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贸易模式下的获利另辟嵠径，而发展国家的广泛平等参与也为现代贸易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一带一路”通过拓宽合作基础、创新合作机制、超越传统合作框架助推贸易模式的转型与升级。在推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抓住重点领域，充分重视和发挥现代贸易模式下的优势互补和深度合作，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与共同繁荣。

作者：李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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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一则医院“号贩子”的新闻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个牵动人们情感的话题，社会舆论的主流是谴责这些“号贩子”趁人难于挂到急需医生的号之危，赚取高额中介费，而真正诊治了患者的医生却拿不到这些钱。让我们暂时抛开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情感纠葛，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剖析一下这种现象背后实际上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和道理，以认识我们应有的正确解决之道。

患者生病后需要医生提供诊治服务，医生通过投资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并将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从事医生这门职业以谋生，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看，它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医疗服务具有的商品属性。患者和医生（医院）双方若是自愿交易（而非强迫交易）就绕不开交易价格这回事。在不受外力强制干预的市场上，是不会存在强烈的、持久的不均衡的。在我国普遍存在的重点医院优质医生挂号难现象，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的政府管制而人为压低了医生看病的服务价格，导致了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明显的缺口，一部分大医院和名医的这种缺口更是十分惊人的。

有人会说，有很多急难险症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治病怎能用金钱来衡量呢？人的生命对于每个当事人和他的家庭来说的确是无价的，这非常正确，并且这恰恰反映了对任何事物评价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值得社会尊重和倡导的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但是当一个人生病了，他需要别人（医生和医院）为他提供诊治服务，这就必然要动用相关的医疗资源，而这些资源是稀缺的，也就是说不可能不付代价地获得。这些代价不外乎由以下几类来源的财产或进行交换或直接支付来补偿：个人（家庭、亲朋好友、公共医疗保险中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商业保险（如果购买了商业保险产品的话）、社会捐助（包括募捐、各种慈善机构捐助等）、政府救助（公共医疗保险中属于共济的部分或者政府的直接支付，总之，这些都是所有纳税人所做的贡献），医院和医生少得应得的收入而承担的成本。

这也就是说，当医生和医院为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时，如果不是患者自己补偿了这些成本，就必然是要由其他人（纳税人、甚至医生和医院）为其承担。在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后，必然会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需求高企，其中会产生相当一部分我们经常说到的过度医疗；另方面，供给意愿下降、低迷。我国目前为什么优质医生和医院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和医疗服务产品的需求猛增。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医疗服务产品实行低价格管制政策，公立医院靠政府财政输血，医生通过医疗服务的收入低，劳动强度大，还面临从业中的诸多风险，导致了优秀青少年选择学医者与社会的需要相比严重不足，我们常听到从医的父母不愿自己的子女再学医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足逐渐积累，成为了当前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的长期问题。针对这一状况，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我看到最多的是指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结构严重失衡，应加强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

实际上我们看到，各类优质资源多集中于“北上广”、省会等一线城市，不独医疗资源，而医疗资源也是其中核心因素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更大范围内我们所观察到的相似问题。这里我们暂不去做扩展论述，我们只局限于讨论医疗资源配置问题。我们说，均衡有序的、分级的诊疗体系若能得以实现和良性运行，其基础在于市场的自由选择而带来的结果，行政手段只应该辅之而非主之。根本问题是如上所分析的，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太多太重的行政管制，没有正确认识到医生治病救人也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经济活动，价值规律不会不起作用，以至于造成了我国社会优质医生的长期短缺。因此，根本着眼点，在于如何迅速改变使优秀青年不愿学医从医的制度环境，道德、法治等方面的建设固然重要，但保护在医疗服务领域中各方当事人自主选择、决定的权利是根本。在目前优质医生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放开市场价格管制，我们预料会出现某些医生的医疗服务价格飙涨的现象，因为现在有在很多疑难复杂病治疗方面，能医甚少，会缺乏在供给方面的竞争。但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持市场主体自主定价方针不动摇，在名医、能医医疗服务高价格高收入的榜样召示下，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学医的行列中来，随着未来优秀医生的日益增多，就会逐渐在医生们之间产生竞争，从而使名医、能医们的服务价格逐步回落，进而达成一种被我们视为比较理想的医疗服务均衡的价格，这种均衡将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因为它是医疗服务参与各方自愿交易的结果，而不是外来强制的。

市场价格是一种重要的信号，商品服务的参与各方会依据它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朝着最大限度满足产品服务需求方的要求的方向演变。若价格信号是被人为扭曲的，就不能真实反映供需状况，就会朝着加剧供需矛盾的方向发展，终究有害于所有对产品服务有需求的人，因为我们人人都是消费者。当然，那些有特权地位的人除外。

当医疗服务品价格回归正常反映市场供需状态后，有利于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医务工作行列，有利于社会资源更多地向医疗市场投资。从需求方来说，个人和家庭也会更加谨慎理财，留出相应财力为看病就医做准备。而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患大病的可能性，届时会产生很大的用钱压力，因此，对健康和医疗领域的保险产品就会产生极大的需求，这在我国还是一个极为薄弱的行业。同时政府应该不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设置障碍，民间慈善救助应该为贫困家庭看病就医的支出占有相当一个重要的份额。最后才是当以上所有方面的解决方法在近期都还不足够时，政府才参与进来暂时给予财力的补助。这样经过若干时间，医疗服务业本身会得到充分的供给，同时也能够催生医疗保险业和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

回到本文开头关于“号贩子”的话题，“号贩子”生存、活跃的土壤就是现行体制造成的巨大需求供给缺口，僧多粥少，这个资源怎么分配？没有了“号贩子”，这个分配就公平了吗？有人急于看病而挂不上号，怎么办？其中有人愿意出高价让“号贩子”帮助挂上号，一来是真实地显示了他们的需求，二来也说明在真正需要治病的地方，他是愿意出钱的。别忘了，这些找“号贩子”挂号的人也都是万千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最后，要想真正杜绝“号贩子”现象，釜底抽薪、铲除土壤，才是标本兼治之策。

作者：钱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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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有大量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需要大量资金。强烈的举债需求，当然源于强烈的投资需求，强烈的投资需求又源于追求GDP的不适当政绩观，求发展→出政绩→上项目→增投资→搭车举债。2014、2015年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来自于土地的收入下降近半，有过万亿的资金缺口需要补上，融资需求加剧。预计2016年房价进一步下滑，与此相对应的土地财政收入将更加严峻。中国宪法中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想尽办法弥补资金需求的缺口。

审计署 2013 年 12 月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信托融资等。其中,银行贷款占债务总额比重达 56.56%,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则分别占到 3.71%和 6.22%。Wind 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 1--10 月，30 个省市的城投债累计发行额度为 14548.38 亿元,总共发行 1365 支城投债。

中央和地方在债务管理博弈中,始终处于一种中央禁止——地方创新——中央再禁止——地方再创新的模式上不断循环。而且地方出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出于追求利润的共同目标和强大动力下,地方政府始终能找到规避中央禁令的办法。如对地方负债的禁止,催生了融资平台这一新生事物,对地方平台取得银行贷款的约束,催生了信托融资租赁等影子银行的壮大。这些禁令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政策效果,但地方的融资冲动和金融行业的创新很快就会突破各种约束,随之而来的各种创新金融工具继续源源不断的为地方融资提供便利,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债务规模的扩大,反而是各类金融机构加入了地方融资的利益链条中,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融资成本。

2013年12月审计新增BT融资和信托融资等方式,说明地方政府举债的来源更加多样化。而且由于BT和信托融资隐蔽性强,不易监管,且融资成本普遍高于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出现新的风险隐患。因此,中央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继续在地方发债等传统渠道中多开前门,少一些禁止性行政命令,减少地方规避监管而隐瞒融资行为,从而使风险更难暴露。

2014年5 月,财政部出台了《2014 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随后的10月国办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财政部出台了《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清理处置办法》和《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等可操作性极强的文件,以锁定存量债务,降低政府债务风险,避免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爆发。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在化解地方债风险这一问题上态度坚决,力保地方债风险软着陆的决心也非常大。《处置办法》明确剥离了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规定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这将破除此前政企不分所导致的权责不明等问题。而《甄别办法》则明确了存量债务的处理细则,要求各地先摸清债务情况,再进行分类处理。

根据《甄别办法》,在清理存量债务时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按照“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相应的资产、收入或权利等也应随偿债责任一并划转。同时,根据项目本身的收益情况,《甄别办法》还将政府负债项目分为不同四类,对应“不纳入政府债务、一般债务、专项债务”等不同的甄别结果。

审计署对地方债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高达 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 合计接近 18 万亿元。在较短周期内要求地方政府清偿全部债务并不现实。《处置办法》设置了过渡时间窗口。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部分在建项目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但新发债领域严格限定在保障房、公路、水利等项目内。通过这一方式,为地方政府缓解偿付压力,助其平稳应对风险。

《甄别办法》则明确规定,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PPP模式,以此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同时减轻政府公共财政举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的目的。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可以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并承担偿债责任。政府对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不承担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新预算法要求实施严格的债务报告与审计制度。一是要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对债务进行全面的统计,凡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应列入必须统计的范围,负有担保责任、连带责任的债务以附件形式另加说明。二是对地方债进行定期审计。三是要实行地方债报告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审计情况要定期向人大报告,同时将其列入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向社会公布。为解决地方债务危机，配合债券市场的发展要求，必须发展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地方政府评级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上限警戒线如何确定；二是存量债务能否按期偿还；三是如何衡量新增债务空间。具体分析方法包括, 偿债环境、财富创造能力、偿债来源、偿债能力、级别确定、级别验证与调整、压力测试预测方法和债项评级。

国内地方债信用评级刚刚起步，存在一些问题。中国首份政府债券评级报告——2014年6月广东政府债券评级报告，以及其他获批的 9 个试点自发自还的地区(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北京、青岛等)都披露了评级报告,而且均获 AAA 最高信用。如果试点地区的地方债都获得 AAA 最高信用级别,那么信用评级对地方债发行利率的指导性就很难体现出来,山东等地的地方债利率甚至还低于国债利率。

出现这一问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评级机构和地方政府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目前地方政府如何选聘信用评级机构并不透明，那些收费低、评级高、承诺评级速度快的机构更可能胜出，容易导致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目前地方债评级采用发行方付费的方式，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方利益有一定关联性，评级机构存在道德风险。

中央政府的目的是控制地方财政风险，把地方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将地方所有形式的政府性债务基本都被装进了政府预算的“笼子”里。为此要求地方政府要将一般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将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的财政补贴等支出按性质纳入相应政府预算管理。存量债务和这些债务每年所产生的大部分支出，都会被分类纳入政府年度预算账本中。而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所形成的债务，原则上只能通过地方发行自发自还的政府债券来偿还，只有在建项目债务仅通过政府债券不能完全覆盖时，才允许以贷款方式解决。

作者：许云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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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5%～7%。由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深入地剖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对症下药，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一、社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从未停止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的思考和探寻。目前主流的观点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将生产过程定义为形如的函数，其中表示资本，表示劳动，表示技术进步。在一个经济体中，通过投入资本和劳动可以提高产出，但由于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单纯地增加要素投入并不能支持经济长期增长。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为经济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因此，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并未对生产函数给予足够的关注。在其理论框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产出关于资本是边际递减的。但笔者认为，如果存在开展社会分工的可能，则可以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细分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等量资本获得更高的产出。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例[1]，该生产函数满足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假定。如果我们将人均资本分为和两部分（其中）分别进行生产，得到的产出为，显然，每部分资本的生产依然服从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但所带来的产出之和。由此可见，对资本进行分割从而使生产过程得以细化，可以在其它三种源泉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再次增长。这一思想源于杨小凯（1993）的“分工报酬递增”理论，虽然由于某些技术上的原因[2]，该理论并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但笔者认为，社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第四大源泉。

二、社会分工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社会分工理论不仅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的增长困境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古典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都来源于增量，如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也依赖于增加对研发的投入。而社会分工则是利用经济存量，通过对现有的资本和生产方式进行分割和重新组合实现增长。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本质上是存量问题，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分工理论恰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一种思路。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适合特定产业的分工方式，将过剩产能投入到更加精细化的生产中，这不仅能够消除过剩产能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谓一石二鸟之举。从这个角度而言，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对生产结构进行优化，改进和加快现有生产方式的社会分工，加细生产过程。因此，过剩产能不可怕，也无需摒弃，只要能够合理分配好过剩产能，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经济存量实现更高速的经济增长。

由于我国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那么免不了有人会担心：进行社会分工是否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解体，使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进而降低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社会分工或精细化生产并不意味着将国企进行整体分割，使其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竞争性企业。我们所讨论的分工强调的是资本的“分割”及其与生产方式的“组合”。例如，对于生产钢铁的国有企业而言，它们可以对现有的资本进行分割，并与下游的企业合作，将不同性质的资本与最适合它的生产过程相匹配，形成更小、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这一过程并不会影响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因此，社会分工不仅不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解体，反而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转型。未来的国有企业不应作为生产型企业，而应当作为资本控股型企业，利用其对经济资源控制力强的天然优势，更合理地分割资本，并重新组织和构建生产方式，提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实现“在发展中得到控制”。因此，加快推行社会分工不仅可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还能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大有裨益。

国有企业引导社会分工的优势在于其有助于引导资源的有序流动。在社会分工中，存在无序和有序两种资源流动方式。资源的无序流动源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分工，这种生产方式受需求的冲击较大，对生产的增进有限。而资源的有序流动则源于人为诱导的社会分工，它有利于找出资本和生产方式的最匹配的组合，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使生产得以精益求精，从而产生更高于单纯分割资本能够产生的经济增速。以上文中的生产函数为例，当我们以的比例将资本分割生产时，显然当时得到的产出最大。资源的无序和有序流动影响的正是的取值。以前的社会分工几乎都是无序的，等于二分之一的概率几乎为零，并不能实现产出的最大化。而如果现在我们能够利用好国有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力，主动引导社会分工，推动资源的有序流动，理论上可以使向二分之一无限趋近，从而以最有效率的生产结构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只要利用好社会分工这一增长源泉，完全可以令产能过剩、国企控制力过强这些表面上的问题深化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最后，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工与其它增长源泉之间亦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由于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所采用的技术或者人力资本并不一定符合异质资本的不同特性，因此投入的人力资本和采用的技术只能是在一个折中的水平上，并不能准确地匹配所有资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资本的不同特质进行分割，分别进行生产，就可以为各部分资本匹配到更加适合的技术和人力资本，这相当于对生产函数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因而能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更高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资本积累，更优秀的人力资本和更高的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资本的进一步细分。因此，社会分工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四大源泉之间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

“社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帮助我国开展供给侧改革，走出产能过剩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相比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社会分工”的优势在于它利用的是存量经济，通过对生产过程和资本的细分和组合，形成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而且一旦找到了资本和生产方式的组合，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可以增加产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思路应该是利用国企对经济资源控制力强的优势，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引导社会分工，消化过剩产能，促进资源的有序流动，使得不同特性的资本与最适合的生产方式相匹配，用这种精细化的生产结构为经济带来更高的增长速度。

［[1]］其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存量。

［[2]］杨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得到的最优解是角点解。

作者：赵晓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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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工匠精神”。

什么是“工匠精神”？在宝钢冷轧厂流传一个“一把刷子”的故事。一个工人偶然看到运来的钢卷两端有些废屑，就拿了把刷子，把两边给刷干净了。结果这批钢板成品率一下就上来了，汽车用钢板的成品率不高一直是冷轧厂的一个重大技术难题，可是它无意中被一个工人给解决了。从此以后，热轧钢卷两边要用刷子刷就成了标准工序了。

一位宝钢的工程师说：“你从引进轧机中的工艺手册中绝对找不到这个操作工序，这是个诀窍。”后来他去国外轧钢厂考察，也看到了刷子，“我一看那把刷子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显然，如果没有实践，是不会发现这把刷子的，也许我国的汽车用钢板至今还要大量进口。结论：工匠精神就是一把刷子解难题的“干中学”。

日本或德国产的设备，在德国和日本安装运行效果就很好，拿到我们国家再安装，运行起来效果就是不行，而且怎么都找不到毛病。一些企业就有这样的问题。从德国买来的机器部件自己组装起来以后，开始的一段时间机器运行总是比较困难，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后来为此我们请来德国的工程师帮助安装。

我们惊奇地发现，德国工程师的高明之处仅仅在于：在安装机器之前，用砂纸将每一个螺丝钉打磨一下，然后再安装，结果机器运行良好。原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而机器原来所需要的磨合期，实际上是机器在运转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运动和摩擦来打磨螺丝钉的过程，难怪需要一段时间了。

日本人、韩国人也曾埋头向发达国家学习，但他们的学习从来就不是机械地模仿跟进，而是力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努力在学习技术中获得创新的能力，在干中学，这就是他们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中韩两国引进技术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是因为韩国不允许成套引进生产设备，非常注重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许多领域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8，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严重脱节，两者的投入之比为1∶0.08。由于长期不注重消化吸收，使得我国许多产业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误区。中国的某些产业尽管已搞了多轮引进，但仍然停留在拧螺丝钉的层次上。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匠精神就是干中学，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再创新。

作者：张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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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截止2014年底，农村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5.23%，居住于58万多个村庄里。村庄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和交往的主要社区，如何按照十八大“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村庄治理和村民自治制度，把农村人口组织起来进行农村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基层治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人民公社体制的逐渐解体，农村地区“政社合一”的管理模式也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新的管理组织和模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应运而生。一些村庄在80年代初期自发产生的村民自治，不久便如燎原之势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并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1987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下文简称《村组法》）通过，1988年6月1日起试行。199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了村民委员会的第二届换届选举。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截止2014年底，全国共有585451个村民委员会，村委会成员人数达到2305000人，村委会已经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以黑龙江省的A镇为例，笔者于2015年7月走访了其中的12个村庄，在这些村庄里，第一届选举最早出现于1984年，最晚出现于1989年，截止2015年7月，大多数村庄已经完成了10次换届选举，最多的达到了13次。这些村庄的最近一次改选基本上都安排在2014年末和2015年初，为的是让外出打工的村民借回乡过春节的机会参加村委会的改选，12个村庄中参与投票的选民比例最多达到95%，最少为66%，虽然差别较大，但村民的总体参与度较高。可以说，至少在形式上，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村民委员会成为主要的基层自治组织，但要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目标，把村民委员会建设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还需要适应农村情况的变化在制度上不断创新。

村庄选举的直接性

早期村庄民主自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村委会主任的选举被操纵，选民被收买。操纵选举，无论是来自个人的，还是来自宗族的或者是机构的，都将使村庄民主自治失去公平性和公正性，不仅违背民主的初衷，而且为自治的无效率和负效率埋下了种子。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避免选举被操纵，让村民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就成为村民自治制度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际执行层面上都亟待完善的必然要求。从我们所调查的黑龙江A镇12个村庄的最近一次的换届选举情况来看，2010年修订的《村组法》中所规定的选举程序，包括选举的直接性、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原则等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首先，12个村庄的选举领导小组都不是上级委派的，多数村庄是由全体村民无记名直接选举产生，个别村庄由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选举产生；其次，12个村庄的村委会成员的正式候选人大都是通过“海选”直接产生，即，既不是由上级政府机构提名，也不是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而是由选民一人一票无记名选举产生，选民可以选村里的任何一个人，得票最多的成为正式候选人。这种海选方式大大提高了操纵选举的成本。对80户农户的调查显示，有76%的农户认为最近一次村委会改选中初步候选人是由群众直接提名和一户一票海选的，有61%的农户认为正式候选人是由全体村民一人一票海选的；再次，12个村庄的村委会主任和委员均实行差额选举，在海选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成为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在海选中获票做多的六人作为委员候选人（其中必须有一名女性），最终选出4个委员，调查样本中认为本村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选举是差额选举产生的分别高达95%和91%；最后，12个村庄的选举都设立了秘密写票处，都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和公开计票。

村委会主任——谁来竞选和谁能当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选举观察报告指出，村委会成员选举中出现了被称为是“基层精英”的群体，他们构成了基层选举中的活跃主体。我们在黑龙江A镇调研时也观察到了这一情况，在任的12位村委会主任大都是当地的能人，他们的家庭拥有一定的产业，有的经营机耕合作社，有的经营建筑机械和运输车租赁，有的经营砖厂。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从经营自家产业转向或者兼顾经营村庄管理呢？首先，我们观察到A镇的能人村委会主任有比较强的社会认同心理需求，他们的需求已经到达了尊重层面，希望个人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承认，在村庄乃至更大的社区中拥有地位和威信，得到更多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有的村委会主任还展现出爱家乡爱乡亲的情怀，他们希望为建设家乡做出贡献，特别是一些家境较为富裕的村主任，希望通过自己已有的基业或引进某种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可以说，爱家乡的情怀和希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承认的心理需求，是农村能人之所以竞选村委会主任、要承担起村庄管理责任的重要激励。其次，我们还观察到，竞选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庄管理还能为能人的自家产业发展带来机会和便利。比如，一位村主任家在外地开了一家砖厂，他把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组织到自家的工厂就业，既解决了劳动力的供给，也为村民提供了工作和赚钱机会。最后，准公务员式的稳定待遇，也可能是吸引能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一个激励。村委会主任享受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的补贴，这已经是我国实行多年的一项制度。A镇12个村的村委会主任一年的工作补贴在10000-11850元之间，这笔收入的绝对数额看似不多，但却与当地农民年均纯收入水平相当（2014年为12063元，2015年为12907元）。国家最近再次、大幅度调整村委会主任的工作补贴，从2015年底开始执行相当于每月2000元的补贴标准，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激励得到加大和强化。总之，竞选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面临着多重激励，公私兼顾成为“基层精英”的竞选动力。

那么，在竞争性的村庄选举中什么样的候选人更容易当选呢？按照经典的政治选举模型，选举对于政治问责的影响机制之一是对政治家逆向选择问题的解决，即选举会使选民选择更有能力或者偏好与选民更为一致的政治家。把这一理论逻辑推广到村民自治的情景，民主选举的作用在于让村民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信息是比较完全的），选择最有能力、与自己利益最为一致的村委会成员，预期上任的村委会成员能够通过公共品供给、土地分配调整、发展村庄经济等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A镇12个村庄的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您投票给某个候选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认为“有能力”的占比高达76% ；当被问及“现任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能够当选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有能力”、“为人正直，愿意为村里办事”、“人缘好”的分别占55%、38%和6.5%，，认为其他原因如“家族势力强”、“上级部门影响”、“有钱”等的总共不足6.5%。这些数据说明，有能力、为人正直、愿意为村里办事，已经成为A镇多数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最重要的标准。如果选举过程是公开、公正和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能竞选上村委会主任的人就应该是具备这些素质的人，就是与多数选民利益最为一致的人。调查数据显示，83.3%的受访村民表示村委会选举能够选出大家公认的人，86.4%的受访村民表示选举产生的村干部能够或者基本能够代表村民的利益。

村民外出务工与民主决策

村民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代表村民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为防范村委会主任和成员利用职务之便，或者为了个人利益、或者为了少数人利益侵占村民的公共权益、在实施公益项目中牟取私利，《村组法》规定凡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由村民民主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民主决策的组织机构是全体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重大事项必须通过“两会”的讨论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但在实践中，由于大部分村庄的青壮劳动力都远离家乡外出工作，全体村民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我们去年所走访的黑龙江A镇12个村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4年实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最低的一个村庄为15%，有8个村庄的比例均在50%以下，而参与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最高的村庄高达80%，2014年12个村庄均未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因此，在这些村庄，民主决策的组织机构就剩下了村民代表大会。调查数据显示，每个由联户（居住相近的5-6户村民组成）组成的村民小组会推选产生1名村民代表，一个村共计约35名村民代表；每个村的村民代表会议每年最少召开了4次，最多的在10次以上，大多数村级事务，例如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等，基本都由村支书或村长主持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村民代表有责任和义务代表村民小组参与村庄重大事项决策，并将各项决策传达给其代表的每一个农户，是村委会与村民联系的纽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影响村民代表功能正常发挥的问题。首先，个别村民代表的主要工作不是在家务农，而是经商办厂，经常在外奔波，当被问及村中事务时，无论事务大小均表示不太清楚。其次，当问及村民代表是否向村小组的其他农户传达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时，有的说有，有的说找不到人、无法传达。村民代表大都是在村民中有威望的，得到村民认同而被推荐的，他们当中外出工作的比例这几年有增加的趋势，这给村民代表大会的正常召开和民主决策带来一定的困难，村庄民主自治在村民大量外出的情况下下亟待寻求新的改进思路。

上级政府的作用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府行政单位，也是村庄的直接上级管理机构，一直以来在我国村民自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早期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中，尽管中央政府和国家法律明确要求村民委员会要实行民主选举，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委会选举，其成员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选举实行公开计票的方法，设立秘密写票处等，但一些基层政府与干部仍然表现出“强干预”的倾向，对选举进行直接干预，如任命选举委员会、提名候选人、进行实质上的等额选举，等等。乡镇政府和干部对村庄民主选举的直接干预，不仅违反了我国《村组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村民的民主权利，而且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和影响（付明卫，叶静怡，2016）。

近年来，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和村民对民主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村镇政府和干部对村庄民主选举工作和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也逐渐从直接干预转向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还是以黑龙江A镇为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该镇在最近一届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在选举委员会产生、初步候选人和正式候选人提名、差额选举、秘密写票点、公开计票等方面，都非常接近《村组法》的规定，乡镇政府和干部并没有直接干预选举。那么镇政府和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是如何发挥指导作用呢？

首先，对村民进行民主选举培训。根据村民的反映，每个村都有镇干部驻村，他们在村民委员会改选前组织村民进行培训，主要是让村民了解《村组法》中的选举法，要求村民依法选举。

其次，对选举进行监督。驻村干部监督选举的全过程，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该镇民政局根据有关规定设计了竞职、履职、辞职三份承诺书，主要内容分别是公平参加竞职承诺、履职目标承诺、目标不能完成时的辞职承诺，要求成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正式候选人的村民填写这三份承诺书，或者自写承诺书，无论是填写表格的还是自写的，正式候选人都要在村广播里宣读，向全村村民做出公开的说明和承诺，让村民对两位候选人有更具体的了解，镇政府把候选人的承诺书装订成册保存起来以备检查。这种设计和组织方式，对于提高选举的公平竞争程度、约束竞争者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日后上级政府和村民更好地监督村干部行为、评价村干部业绩提供了依据。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选后的村委会主任对自己的承诺十分关注，也很有压力。比如，某村委会主任承诺当选后为村民做三件事：修建新的村委会办公处和村民活动中心、修路、建设晒粮场地。其中最难完成的是修路这一项，因为该村土地面积大，宅基地大且分散，要把全村的路修好大约需要五十多万元，如果没有上级镇政府的财政帮扶，平均一家需要出七八千元（在我们走访的12个村中，唯有这个村没有修水泥路）。村委会主任告诉我们，已经召开过几次村民代表会议，虽然大家都同意这个集资修路方案，但落实到筹资时，却无人愿意交钱。这位主任表示，要是修不成路他就辞职，继续干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再次，保管村委会公章。A镇政府要求各村村委会把公章存放在镇的某个办公室，由相关干部保管并负责对需要加盖公章的重大事项和开支进行审核，在确定已经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表决通过，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和会计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加盖公章。据镇干部介绍，各村公章收存在镇里统一保管既增加了镇政府的人力物力投入，又给村民办事如开介绍信带来诸多不便。尽管镇政府很不愿意这样做，但两个方面的原因让镇政府必须或者不得不这样做。其一，按照《村组法》的有关规定，村委会每三年改选一次，改选期间公章不能留在上一届村委会手里，代为保管便成为镇政府的责任；其二，某些村干部估计自己不能连任，在改选前最大化个人私利、导致集体财产流失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以低价承包集体机动地等

。由此可见，A镇村公章上交保管的做法尽管给村民办事带来不便，提高了村委会办事的成本、降低了效率，但对于预防前些年在我国其他农村地区时有发生的村干部生活腐化、贪污受贿、侵占村集体财产、擅自出卖或租赁集体土地等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村民自治中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能否找到妥善合理的解决方法将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实施效果和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

首先，“基层精英”作为村委会干部的主体，他们并不脱产，既有自家的产业需要发展，又要代表村民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如何使村委会干部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兼容，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社会组织和成员关系由行政归属向利益归属转变，农村经济对土地经营和农业的依赖度下降，农民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依赖度提高（李小红，2012），许多农民成为外出务工人员，人口流动愈加频繁，村民与村庄的利益联系被削弱，集体行动的组织难度不断加大，正如上文提到的，这使得全体村民会议的召开失去了可操作性，也为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民主决策带来一定困难。如何保持村庄事务对村民的吸引力、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如何使村民自治的发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结构，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再次，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村委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村委会主任往往承诺加大公共品的供给、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但是在落实到筹资时，却往往面临着困境。如果需要每家每户进行集资，搭便车现象会十分明显，村民往往不愿意出钱，最终造成建设项目无法进行，整体福利水平不能得到改善；如果等待上级政府财政拨款，则会给上级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和压力，影响上级政府其他功能的发挥；如果借助于村庄的土地和房屋出租获得建设资金，一方面存在是否可持续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一次性筹集数额巨大的建设资金也非常有难度。因此，村民自治需要探索出村公共物品持续供给资金来源的可行方案。

最后，在村委会工作的监督方面，正如我们在黑龙江A镇所观察到的，上级政府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监督手段，虽然有助于降低村干部以权谋私、导致集体财产流失的可能性，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比如加大上级政府的监督成本，给村民办事带来不便等。相对地，由村民进行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会有更小的监督成本和更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更符合村民自治对于民主监督的要求，但这又要求村民有较高的关注热情和参与度，有更为畅通的向上反映情况的渠道。如何把这两种监督方式结合起来，更多地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还需要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善、改进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选举观察”课题组. 近期我国基层选举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4): 52-57.

[2] 付明卫，叶静怡. 选举、监督和村民自治效果（待发表）[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2).

[3] 李小红. 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演变与创新[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作者：叶静怡（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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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时，明确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支撑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其中,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关农业发展的表述: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到2020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研读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对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2016年涉及农业发展相关内容将会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充满期待，并想就此谈点想法。

一、 继续关注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述到2020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得到更好保障。这意味着我们在继续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时，也要让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食品安全这一问题得到更好的保障。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至关重要。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我国粮食进口总量还是占小部分，但粮食安全决不能放松。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12连增，达到12429亿斤。粮食丰收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向好的突出亮点。应该说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抗风险能力强，很重要的就是农业稳、就业稳。韩部长表示：“十三五”期间的方针是粮食不一定连年增产，但是必须保持稳定。

这也是粮食安全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历史和国际经验都证明粮食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驱和成功的范例, 非常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早在1962年欧共体建立不久就实施了共同农业政策, 采取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很快使其从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方变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出口方,与美国等农产品出口国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在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时，随着农业状况的发展和变化,欧盟从1992年开始特别重视和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并把农业食品安全、农业生产质量和农业环境保护等这些方面作为农业支持政策的重点。由此可见，关注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对世界各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在此方面也应采取进一步的举措，以便更好地实施和保障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

二、借鉴欧盟举措更好地发展我国生态农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16年重点工作之一是深入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由此可见，生态农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些年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资源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此情况下，我国开始大力提倡生态环保的循环可持续农业发展方式。生态农业作为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把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综合统一起来，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生态农业不仅是把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同时又把农业的产供销一条龙综合起来，共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关注健康的消费观。

生态农业由于其注重环保、绿色、循环和有机的特性成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它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而且也为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生态农业把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前提，通过因地制宜的办法对农业生产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安排，使农业生产处于良性循环中。

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规划和2016年的工作重点，生态农业也将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盟在1999年农业改革方面的采取农业生态补贴的相关举措。

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欧盟2000年议程》就是为了适应WTO贸易自由化的趋势而对农业政策进行的重大改革。欧盟的农业与环境项目提出要取得农业发展与环境发展政策的一致。由此欧盟开始实施了农业生态补贴，其补贴额度与环保、动物福利、食品安全等新标准挂钩。根据规定，符合标准的农民才能得到补贴，目的是使农民注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保护环境。该农业生态补贴政策体系不仅主要包括农业生态环境标准指标体系，而且也包括补贴同环保措施和生态投入挂钩，以及激励监督机制和完善农村环境建设等6个方面。

欧盟通过农业生态补贴，鼓励农民增加农业生态建设投入，并形成完善的监督体制对农业生态进行动态的检测。生态补贴对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以及增强农民环保意识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而我们的耕地面积处于不断缩减的状态。这种人地矛盾突出的特点使得 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借鉴欧盟的相关举措，我们在未来的发展生态农业上：一方面要优化农业补贴结构，加强补贴的环境保护功能；另一方面，要注意制定农业生态补贴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监督机制，并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等。

如今，建设生态农业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农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的一个共同选择。欧盟发展农业的经验与做法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生态农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欧盟非常重视农产品标准、食品法规及其他标准的建设和维护。鉴于我国农村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粮食生产波动性较大，我们应该在继续发挥直接补贴的保障作用的同时，加大直接补贴的导向作用，引导农民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使资金、技术、人才由传统农业流向生态农业。为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进生态农产品的标准化建设，并大力宣传标准化的必要性。

此外，在农业发展方面，我们可以和欧盟开展广泛的合作。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中欧农业与农村发展合作规划纲要》的作用，加强中欧在农业可持续生产、有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科研以及在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保护消费者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

我们相信通过我国农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和付出，我们可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质量安全得到更好保障的目标。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作者：吴侨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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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罗斯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又互为最大的邻国。两国经贸合作的状况，不仅对它们自身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形势也有着重要影响。

在世界经济大幅下滑，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外贸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进出口额大幅下降、商品贸易结构仍保持低度化。特别是2014年以来，俄受欧美制裁，国际合作空间受限。然而，中俄经济合作由来已久。近年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持续快速发展。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俄之间遵循平等、务实、真诚的合作原则，在基于各自经济特点之上，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

从中方来讲，为了推进对俄贸易和投资合作，近些年来积极推进财经领域的双边紧密协作，包括在中俄贸易投资中扩大本币直接结算规模，尽力保障贸易平衡，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增加投资，在俄境内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综合开发矿产资源，建设经济型住宅等措施。从俄方来讲，政府不断完善管理和贸易法规，积极支持企业和公司的对外经贸活动，为企业提供融资扶持，以提高出口效益。俄同时打击经济犯罪和惩治腐败以提高行政效率，以及有选择地开放经济领域。所以在中俄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双方的经贸合作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

根据中俄双方的统计，2015年中俄贸易额出现了下降，同比下降27.8%。两国未能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原因主要是能源合作领域的石油、天然气价格下降造成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具体来看，虽然两国贸易额下降，但是两国的贸易总量没变，甚至某些产品在数量上还有所增加，这说明中俄贸易的基础是稳固的。

诚然，中俄经济互补性强，有利于贸易的稳定性。中俄贸易结构表现为，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木及制品和化工产品，而俄罗斯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这样的贸易结构应该随着双方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改进，才能更加满足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除了贸易以外，中俄还不断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中俄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角色不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俄是世界最大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当前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的着重点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国生产加工能力强，俄在科研和设计方面具有优势，双方合作的互补性明显；

第二、在能源电力领域、船舶制造、轻工机械等方面，双方的合作项目金额不断增多，提高了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在采矿设备、火电、水电及核电站设备、民用航空器材和载重汽车等领域与中俄有长久的合作关系，并且俄方可以扩大这些领域的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机电产品贸易带动了两国投资和高科技领域合作，已经成为双边经贸合作发展新的增长点。中国机电行业具有工业门类齐全、集聚度高、规模效益显著的优势，吸引了全球较多的订单，具备对外合作的实力和竞争优势。中俄根据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和地缘优势，确定两国投资合作的新目标、发展方向和实施步骤。

近年来中俄投资合作总的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中国对俄投资增长较快，累计投资额已达到300亿美元以上。近10年来，中国对俄非金融类投资年均增长超过40%，俄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俄之间的大项目合作积极有序推进，中俄经济合作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合作领域涉及金融、高铁、天然气大单等。双方还建立了农工产业发展基金，以支持企业涉农投资。中俄之间的经贸发展进程，反映了两国由最初的互通有无的易货贸易方式，而后过渡到热销产品的加工贸易方式，再进一步过渡到至今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技术合作方式。

总之，中俄经济合作的特点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大项目稳步推进，增强了合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大企业参与众多，中小企业数量虽多，但影响力有待加强；机电领先，高新技术增长潜力巨大；日用品技术升级换代紧迫。

当前最迫切的是，提高中俄经济技术合作水平，从而带动产业升级。从技术角度来看，中俄经济合作应该朝着资本合作向技术合作过渡，再向品牌合作的方向发展。应将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与俄市场有机衔接，深挖经济技术合作的潜力，不仅有利于贸易量的增长，还有利于就业、物流、研发等相关协作水平的提高，而这也是我国“十三五”规划里布局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当前俄经济不景气，卢布汇率下跌，资产价格缩水，可以降低收购成本。由于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和主要贸易伙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以欧盟为主，所以一旦欧盟对俄解除制裁，俄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必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今后如果世界经济回暖，外部需求增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升，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逐步发挥作用，俄宏观经济触底反弹，出口收入大幅增加，对外贸易状况明显好转，那么俄会继续发展多元化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中国企业将会面临与欧美企业之间激烈的国际竞争。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今后中俄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不断完善两国的资源配置水平；提升产业技术水准，精益求精，力促知识产权发展不断壮大；多元化投资格局，资本多样化运营。当前应进一步推进中俄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并通过双方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来不断充实两国良好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达到齐头并进的目的。

作者：吴侨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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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以低能耗、低污染、可持续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世界人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诉求，体现了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坚持“绿色”发展战略，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在发展理念上的重要转变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及推动力的显著变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以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褐色”粗放型发展模式大行其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过度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国在从“褐色”到“绿色”的发展模式转变中，需要大力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转变生产方式，绿化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绿色发展的首要前提。与后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方式自然演变不同，“绿色”生产方式的实现过程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和主导。

第一，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这是中国当前实现生产方式转型的关键，也是一项能够同时带来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策略。根据市场失灵理论，由于生产者的技术约束集一般不包括自然环境，其利润最大化行为往往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即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是实现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的关键推动力。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权的市场定价，使生产者承担自然环境破坏带来的成本，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倾斜来激励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例如，德国政府在近年来通过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推动能源转型（“Energiewende”），使传统发电行业逐渐向清洁能源发电方式过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逐渐成为主流。美国加州近年实施的排放限额与交易计划（Cap-and-Trade Program），为污染物排放权的市场定价和初始分配制度提供了范例。

第二，鼓励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除了对现有传统产业的升级，引入新的绿色产业也是实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目前，由于我国传统产业在市场中形成了较强的垄断势力，产业结构固化，新兴绿色产业的市场进入受到阻碍。尤其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我国目前普遍存在金融排斥、政策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成为中小企业投资进入绿色产业的障碍。鉴于此，政府应加大对新兴产业参与者（尤其是致力于投入绿色产业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给予税收优惠等激励性的财政政策，降低绿色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实现绿色平台资源整合共享，以进一步促进新兴绿色企业的发展与良性竞争。另外，专门针对绿色产业的企业家培养项目、创业扶持及创新激励措施也将有利于绿色产业的市场进入。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从2010年起为使用节能型住房的家户提供高额补贴，从而激励大量中小企业采用太阳能或生物热能等前沿技术帮助居民改造旧有住房；美国政府在近年来也承诺通过高额政府资助来刺激新一代电动汽车和电池的研发生产，并促进配套充电设施的安装。

二、转换生活方式，推广绿色消费

“绿色”发展模式的实现不仅需要通过生产方式的换代升级，也需要通过生活方式的主动转变。在经济学中，以节能环保、减少浪费为主要内容的绿色消费行为具有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如果该外部性无法由市场机制补偿，则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津贴（或税收减免）进行激励。从社会心理学或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看，个人消费行为是态度（Attitudes）、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及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加快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途径：

第一，实施有利于绿色消费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力度，同时在补贴方式上，对不同的绿色产品应有所区别：对于消费者易于直接感知益处的产品（如绿色食品）应更多从生产环节给予补贴；对不易直接感知益处的产品（如新能源汽车）则应直接对购买者进行补贴。另一方面，通过对高污染的消费行为进行征税，也有助于实现消费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加快我国消费的绿色转型。例如，挪威政府从2001年起逐渐加大对电动汽车购买者的税费减免额度，从2009年到2014年，该国的电动车总量由1776辆增至38652辆，增幅超过20倍。丹麦从1993年起大幅提高家庭能源使用税和垃圾回收税，同时不断开征诸如“空调税”之类的新税种；至2008年，丹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较1990年下降13.9%，同时环境税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第二，进一步普及绿色消费观念。大量研究证明，节能环保观念的培养能够有效促进人们的绿色消费行为，而集体参与是形成稳定绿色消费观念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加快民间绿色组织的发展，扩大民众绿色行为的参与度，将有利于绿色消费观念的普及。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WWF）等绿色组织在普及绿色消费观念及推动政府政策制定上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虽有类似组织，但存在着成员构成过于狭窄、社会宣传力度较弱等问题，应予以改进和完善。

第三，为绿色消费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中国存在诸如绿色产品认证不严格、电动车充电站较少等不便于绿色产品购买和使用的问题，阻碍了绿色消费的发展。政府应加强相关工作，通过改进绿色认证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绿色消费提供更加便捷的使用环境。例如，美国能源部于2010年底设立Charge Point项目，安装快速充电设施，为电动汽车使用者免费充电；德国政府在1978年创立世界上第一个绿色产品认证标准——“蓝色天使”，并利用“政府”和“民间”两只手来管理认证机构，使该标准成为国际上最严格、最成功的绿色标志之一。

作者：秦雪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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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有效供应是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动力所在，是社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2014年6月开始美元暴涨、原油价格暴跌，旧有的国际能源供需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国际经济陷入通缩之中，对中国能源安全、地缘政治、金融市场等带来巨大冲击。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对未来中国能源合作与发展意义重大。同时，由于中国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富集，西部省份多为能源基地，“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势必将为西部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能源合作的产生及内涵

最早关注国际能源问题的学术机构——世界能源理事会成立于1924年的英国伦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帮助世界各国能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其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1960）的成立标志着国际能源合作的开始，以统一的石油政策来维护各成员国的整体利益。更广泛的能源合作开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组织成员建立了石油共同生产消费和储备计划，有效应对石油供应中断造成的损失，对油价暴增起到了一定的平缓作用。

能源合作内涵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首先，能源合作的主体是多元性的，它可以是国家政府或地区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大公司相互之间的合作。其次，能源合作的种类涵盖化石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源合作的方式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贸易、能源政策等多层次多角度；能源合作范围包括双边、多边、区域以及国际组织合作等。

二、“一带一路”下能源合作的路径、重点与保障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能源合作应依据各个走廊资源、经济、社会、环境禀赋的差异而进行不同的路径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涵盖能源生产、加工、消费、服务的上中下游领域的不同产业中心。中巴经济走廊着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以企业间石油天然气合作为主，新亚欧大陆桥担负运输安全的主要责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基础建设作为合作的突破口，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主要在于油气管道建设、油气贸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则集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和能源贸易于一体。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重点在于，加强能源基础产业和深加工产业的合作，形成能源开发利用一体化产业链。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潜力巨大，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对油气资源的有效需求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出口需求旺盛。根据 BP2014年的统计，中东、俄罗斯、非洲、中亚里海沿岸国家石油储量分别占全球的47.9%、5.5%、7.7%和7.8%，而相应天然气储量则是全球的43.2%、16.8%、7.6%和28.5%。此外，在电力合作方面，国家电网公司与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等国已建成18条互联互通输电线路，累计已接受俄罗斯电量143亿千瓦时，向朝鲜、蒙古国分别送电6亿千瓦时、1730万千瓦时。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有效保障在于完善的能源合作秩序的构建，这需要具有稳定的内部市场化秩序、完善的能源财税等相关政策和有效的能源合作的监督管理及风险防范机制，及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能源合作模式主要包括国际间能源合作、地方政府间能源合作和企业间能源合作。国家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表现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间能源合作分为主要依靠国内政治架构的间接渠道和自身直接对外活动的直接渠道两种。企业间能源合作包括联合开发、企业参股、合资经营、国际技术合作、战略合作等模式。

三、“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将有效促进西部发展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将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均衡发展，平衡世界能源格局，弱化石油政治影响力，对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国际能源供需主体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对于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发展战略的中国来说，其在国际能源价格领域的话语权将得到不断提高。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加快推进，西部地区正在成为国内能源产业转移、国外能源资源接续引进、国内能源生产能力外输的交汇区域。“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深化不仅会带动西部地区能源关联产业的发展，还将有力推动西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并将为西部地区开放注入新的活力。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构建现代能源产业布局，重点发展煤炭开发与转化、石油天然气开发及加工、水电和风电开发等产业，“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开展，有利于促进能源装备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带动能源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促进能源关联产业发展。

作者：李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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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的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这是“新经济”首次在我国提出，引发关注。

经济的发展总是不断变化的，无绝对的定式可循。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阶段，经济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或者新的特征，这是常态。历史地看，“新经济”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概念或范畴，也没有一致的或公认的解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社会尤其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因而在1921年左右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危机，导致美国实施“新政”，罗斯福曾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新经济”，但内涵相差甚远。

“二战”以后，学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新本质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总是试图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寻找新路。仅举一例，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知识和知识产业的研究，其1962年出版的《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据称是最早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与分类。根据他的研究，195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29%来自知识产业；1959年，美国的全部劳动力中，从事知识产业的占31.6%。由此可见“知识产业”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变化。

最近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和讨论“新经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当时经济繁荣，新科技、新产业浪潮式发展，1994年，美国《商业周刊》提出，美国经济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倡导“新经济”的概念。本人认为，事情其实可以追溯到更远以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转折点。70年代连续的经济危机，意味着战后“黄金时代”的真正结束，导致不管是从经济理论上还是经济政策上，都出现方向性的变化，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转变。本人也曾经撰文描绘过如此重要的转变，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从经济发展史来说，只有危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数十年过去了，回过头看，这种转变是成功的。美国经济上世纪50、60年代分别为期76个月和106个月的持续经济增长，到了90年代被打破，因此《商业周刊》提出美国经济进入新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来临，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这也许是历史给了中国最后一次大发展并实现赶超的机会，所以，我国曾经提出的“抓住机遇”的说法，确实体现了对世界发展大局的准确把握，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后话，在此不多述。

那么，中国的未来的“新经济”应该如何理解呢？本人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经济”重在“新”，重在全面的“新”。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新”，提法非常多，如新常态、新结构、新引擎、新动能、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大众创新等等，“新”得有点眼花缭乱。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提出的，各有其理，并不矛盾。“新经济”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懈的实践，将各种各样的“新”均包含其中，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品质，以“新”带动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从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中，吸收经验和教训，走出中国真正的“新经济”道路。

具体来说，就中国的“新经济”而言，最关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政府明确而坚定的“经济信仰”，以此为基础推进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无数的、五花八门的、各流各派的经济理论，无论如何复杂、深奥，体现在实践或政府政策层面，最核心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自由（市场）或政府干预。当然，“自由”、“干预”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看不见的手”就是明显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可以例举出无数的经济事实以证明无数的经济变化，但是这都不是本质。本人认为，本质上就是一个变化：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变化。所谓明确而坚定的“经济信仰”，就是要在自由和政府干预两个方面作出基本的选择，而不能摇摆不定。不是说要把“自由”与“政府干预”绝对化，或者要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作出持续的方向性的选择。也就是说，就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言，到底主要是靠市场解决还是主要靠政府的干预解决。30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还是有很多的。以房地产（商品房）领域为例，近20年以来，基本上是一条“鼓励买房—限制买房（限购）—放松或放开限购去库存”的轨迹，“放松或放开限购去库存”其实也是鼓励，这不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产业发展所应该具有的完全正常的轨迹。

第二,持续的、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新经济”不可或缺的内涵。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6.5%--7%。这有很多维度的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也就是说，维持6.5%的增长速度依然是2016年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掉到底线之下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从世界范围看，6.5%确实不低。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除个别年份外，年增长率在3%—4%，1994年和1999年达到4.2%。在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处于低水平，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转（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90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到1997年出现了财政盈余）。

第三,“新经济”需要“新结构”的支撑。去产能、去库存以及发展新产业等，都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是原有产业的调整与升级，结构调整不是一味排斥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是新型、前沿产业的大发展，二者并行推动产业结构的脱变。无论产业结构如何变化，支柱产业的确立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支柱产业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四，增加“新引擎”，驱动“新经济”。有很多因素在驱动经济的前行，如传统的“三驾马车”。但是，经济发展也需要新动力。从历史看，每一轮经济的大发展，都伴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新引擎”。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也是一股巨大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浪潮，发明和专利的数量呈现出“指数式的增长”，尤其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科技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明显加快。同时，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扭转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原有的驱动要素，还必须保持，并且通过改革或完善，来提升驱动力。例如传统的“三架马车”中的消费，虽然政府和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和发达国家差异不大。但是，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了，从近50%降到35%左右。也就是说，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居民消费作为经济的驱动因素之一，还大有潜力可挖。最近网络上有观点，“只有提高工资才能救中国经济”，虽有吸引眼球之嫌，但也不是完全无理。

第五,“新经济”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资本）基础。教育、科研人员的状况、劳动者的素质、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等都是衡量人力资源状况的方法。人口政策的转变、教育投入加大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企业全员培训制度的实施、鼓励终身学习等途径，在建立我国强大的人力资源（资本）基础方面皆大有可为。

不可否认，“新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或隐忧。从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来看，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公司和个人大举借债，股市过热，货币供应量大增等，都是明显存在的问题，这些正是中国“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教训。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就是走在一条“新”路上，发展的成就也归功于此。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经济”将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作者：崔建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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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然而，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下降，造成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结合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也进入了上升的轨道，以往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经济增长模式势必要经历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依靠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在此背景下，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

在2016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年均增长约6.6%。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结构因素、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同时决定劳动生产率。本文将从产业结构视角，分析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如何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

1.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的提高，但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出现了显著下滑。2010-2015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10.24%下降到6.6%。由于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产业增加对GDP贡献和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以及上述三种变化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其增速的下滑原因也需要从这三个部分进行分析。

（1）第三产业的就业、产出份额不断上升

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和各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程度的差异会引起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2010年以来，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是不断发生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略显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不断上升。2010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分别为36.7％、28.7％和34.6%，而到了2015年，上述份额变为28.30%、29.30%和42.40%。从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的变化来看，2010-2015年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分别从9.6%、46.2%和44.2%变为9.0%、40.5%和50.5%，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显著增加。

（2）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低速主导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

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称为“单纯生产率效应”，它只考虑了在其他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单纯”影响。从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比较来看，自2010年至今，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走势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出现逐年上升，从7.91%上涨至10.67%，增幅为2.76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则呈现出明显减缓的态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9.29%下降至7.64%，降幅为1.65%，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7.07%下降至1.35%，降幅为5.72个百分点。可见，就产业间的“单纯生产效应”而言，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显著下降制约了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果在“单纯生产率效应”的基础上，结合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两个因素，可以计算出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而判断引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根据计算，2010-2015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促使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4.94个百分点下降至3.09个百分点，降幅为1.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带动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5.23个百分点下降至2.29个百分点，降幅为2.2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拉动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从0.07个百分点上升至0.57个百分点，增幅为0.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考虑到产业间劳动力配置结构和产业增加对GDP贡献之后发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减速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制约效应源自于劳动力在产业间配置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即第二产业的就业和GDP贡献占比的明显下降拉低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然而，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就业和GDP贡献占比的上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遏制作用表现为“单纯生产率效应”。

2. 优化产业间劳动力资源配置，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上述从产业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分析，可以认为，提升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主要应注重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1）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提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受户籍等制度因素的限制，未能形成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导致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的原则吸收，致使第三产业就业、生产份额上升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第三产业，削弱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空间，造成“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通过实施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等政策，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以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自由流动，形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通道，促使劳动力供给与行业需求相对接，引导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这不仅能够快速拉升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也有助于促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良性发展。

（2）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首先，发展生产性服务行业，提高金融、信息等高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根据奥顿的理论，尽管中间投入要素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慢，但可以通过向其他劳动生产率增速较高的产业提供服务来提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制于服务需求，增加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以适应服务需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化服务业内部效率。第三，加强教育和科研投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高服务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作者：李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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